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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事實上的終身制(原文)

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事實上的終身制(原文)
    (刊1979.2.4《“理論務虛會”簡報》)
   
    (按:因有人編輯用這篇文章,打印後 今天在“博客”上發表。這篇發言稿除刊登在《理論務虛會簡報》(1979年2月4日)上外,也曾以筆名刊登在周為民、王軍濤創辦的《北京之春》1979年 第9期上。又見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和香港《觀察家》出版社聯合出版:《中國民辦刊物匯編》第二卷,第540-544頁,1984年出版。1978年9 月14日我在《光明日報》長篇文章中呼吁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并加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因“第二次天安門事件”而被開除出共產黨。文中的 注釋是原有的,下面的注釋是後加的。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我反對“一黨專政”,不再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認為中國的前途在于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治)
   以下為原文:
    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名義上沒有規定終身制)往往是造成政治動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自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世 界上誕生以來,這已經成了一種帶有病毒性的政治現象。由于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的存在,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重要構成部分的選舉、監督、罷免和代表大會制 度往往成了一種形式,不能在實際上起到它的作用。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持持續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首要的問題是必 須廢除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也就是說,作為執政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注1),不得終身任職,而應當有一定任期。這個問題,在政治學里,是無產階級專政國 家的政體問題(注2)。
   
   政體,就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政體有共和政體和君主政體之分。君主政體又可以分為君主立憲政體和君主專制政體。按照馬克思的學說, “階級專政”問題是指哪個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問題,它涉及的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家的類型問題;這個問題與作為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以何種形式去組織政權的問 題(即政體問題)并不是同一回事,它們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區別。在奴隸主階級專政下,有共和政體和君主政體。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區別并不在于它們是不 是奴隸主階級專政,而是在相同的奴隸主階級專政下政體的不同。羅馬帝國是奴隸占有制的君主國。在封建階級專政下,除了君主制體外,也曾經產生過共和政體的 國家。中世紀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國、佛羅倫薩共和國、熱那亞共和國和俄國境內的諾夫哥羅德共和國都是封建制的共和國。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國家政權的組織形 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英國是君主立憲政體,美國是總統制共和國,而法西斯德國,實質上建立的是專制政體。
   
   在政治學說史上,幾乎各個階級的政治思想家都有自己關于政體的學說。資產階級為了推翻封建君主的專制統治,主張用立憲政體和共和政體來代替專制政 體。社會主義學說同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產生的歷史條件不同,不少空想社會主義者不重視探討政體問題。十八世紀法國的摩萊里甚至認為,在公有制基礎上,只有建 立君主政體(有別于“封建君主政體”,這叫“社會君主政體”),才能保持社會的和諧一致和政權的穩固。他還認為,在君主政體中,終身制的君主政體要比選舉 制的君主政體好,權力無限的君主政體比權力受到限制的君主政體好。他說,只有在專制政體下,人們才能幸福。理想的政權,就是關心臣民幸福并為人民所崇拜的 專制君主政權。同空想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說,工人階級的戰斗口號不應當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應當是以無產階級的統 治代替資產階級的統治;但馬克思又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爭取政治制度民主化和爭得共和制度并不是沒有意義的,無產階級必須“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 無產階級進行“社會改造”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7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只能建立共和政體。這種國家,是同 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相對立的,馬克思稱它為“社會共和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22、374頁)
   
   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政體問題是一個理論上已經解決的問題,但在實踐中卻成了問題。蘇聯三十年代“肅反擴大化”和我國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破壞社會主 義民主的行為,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尚需進一步總結。在根據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而寫成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在肯定斯大 林偉大功績的同時,指出斯大林“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適當的地位,把他個人權力放在和集體領導相對立的地位”,“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 人迷信,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總結歷史經驗,也是為了接受教訓。但在《兩論》發表後十年,我國卻在更 大范圍內,以更激烈的方式重復了蘇聯三十年代“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現象。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蔣家王朝、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斗爭中,毛澤東同志為黨 和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遠遠地超過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代迷信如瘟疫一般四處流行。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規模空 前的現代造神運動,它改變了我國的政治制度,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的“人民共和國”實際上被摧毀了,代之而起的是林彪、“四人幫”封建法西斯 主義的專制統治。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使我們認識到,單純在紙面上總結經驗是不夠的,必須用一整套制度來防止林彪、“四人幫”一類的再生,必須根除林彪、 “四人幫”一類的產生的土壤。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點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必須嚴格地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共和政體。
   
   什么是共和政體?我們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為最高權力機構,應當說,這是共和政體的重要標志。但是,光有選舉,光有標志,并不就等于嚴格地建立了 社會主義的共和政體。我們知道,共和政體和君主政體的區別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選舉。從君主獲位來源來講,就有世襲君主制(包括指定的君主制)和選舉君主制之 分。我國封建時代的君主制,都是世襲君主制。選舉君主制雖不常見,但也不乏其例。古代羅馬最初的君主都是由選舉產生的,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是由人數甚少 的選舉團體選出的。在歷史上,有些君主還用選舉和投票的辦法來建立和鞏固君主政體。1859年馬克思針對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君主路易•波拿巴把選舉和投票當 作鞏固專制制度的手段時曾深刻地指出:“這位戴皇冠的‘解放者’(指路易•波拿巴)還不滿足。他以前在法國的經驗使他有足夠的根據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適當 的指導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專制制度建立在鞏固的、名正言順的基礎上的最好的一種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44頁)歷史事實 表明,如果用選舉辦法使國家的最高權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如法蘭西第二帝國的路易•波拿巴那樣,這種國家形式仍然是君主政體;只有當用選舉方法使國家的最高 權力集中在有一定任期的機關手里時,這樣的國家才是共和國。沒有對任期的限制,共和政體往往會蛻化為君主政體,這在歷史上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共和政體是和兩黨政治連在一起的。資產階級的共和政體和兩黨政治一樣,是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盡管總統和政府不斷更迭,資產 階級卻用這種方式來維護自己的階級統治。同資產階級政黨輪流執政的情況相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共產黨是執政黨。所以,如果只是實行政府首腦有一定任期的 制度,而執政黨的主席在事實上仍是“終身任職”的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共和政體就不可能牢固地建立起來。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國家有很多歷史教訓。經常出現 的情況是:以強調“集體領導”、“發揚民主”開始,以破壞“集體領導”、大搞“個人專政”告終。如果黨的主席事實上仍是終身制,總有一天,還會產生新的林 彪、“四人幫”,他們還會煽起新的“造神運動”,再一次剝奪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到時候就很難阻止新的“現代迷信”瘟疫的流行。為了同新的“四 人幫”作斗爭,人民將會再一次付出“四五運動”中血和淚的代價。
   
   嚴格地建立起社會主義共和政體問題是同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息息相關的問題。對中國來講,現代化問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一百多年來,中國就一直 想搞現代化,使國家富強起來。“洋務派”的辦法是在不觸動大清帝國封建專制政體的條件下,引進軍事技術和軍事裝備,使國防和鎮壓人民的手段現代化;“維新 派”的辦法是企圖用法律來限制君主的專制權力,變君主專制政體為君主立憲政體;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則是要推翻清帝國的君主專制政體、建立資產 階級共和國。實踐表明,這些辦法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幾十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蔣家王朝, 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然而,我國社會主義三十年的實踐,為我們黨、我們人民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 建設社會主義,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同時,還必須清除老封建主義的殘余。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在事實上的終身制,實際上就是這種殘余的表現之一。在要不要領袖終 身制的問題上,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表率,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要終身擔任總理職務。周恩來同志曾說,將來退休的時候,他準備做編導工作, 要編導排練緬懷革命先烈的節目,教育年輕的一代。
   
   我們相信,如果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都有一定任期(例如四年或七年,四年連選可以連任一次),同時,還實行一系列保障社會主義共和制的措施,那么,象 林彪、“四人幫”這些“現代造神派”(也叫“社會君主派”)借文化大革命搞“造神運動”就不容易了。任何一個新任職的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他所考慮的第一 件事將不是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在自己的任期內怎樣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大貢獻。這時,對領袖的崇拜將轉變為對人民的崇拜。“人民忠于領袖”的原則將被 “領袖忠于人民”的原則所代替(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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