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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宝兄,难道社会也有初级阶段?
·“难道社会也有初级阶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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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政党不是幼儿园里扮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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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绿灯!
·中共“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绿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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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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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你得回答--
·刘国凯,你得回答--
·《刘国凯,你得回答--》答辩两贴
·刘国凯,你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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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专制与意识形态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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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仇恨富人”空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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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你若“不仇官”,我怎么会知道你?
·你为茅于轼悲的什么凉?
·请魏京生出面救周玉田!
·任命胡锦涛为慌言党幼儿园高班阿姨
·民运是规律,何去何从却是选择
·中国的富人阶级是官僚寄生阶级
·:“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算不上灾难之源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2)
·民运领袖所当记录永备
·民运的现状与前景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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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误国误民》是穿开档裤玩深沉
·总统幼儿院:藏事三议(之一)专制的元、明、清、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发生藏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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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个人极端行为”没有来源?

难道“个人极端行为”没有来源?
   对唐永明凶案的思辩
   报导原文:“新华网杭州8月10日电 浙江省公安机关经过认真查证,初步认定唐永明在北京东城区鼓楼持械行凶系对生活失去信心,迁怒于社会而产生的个人极端行为。数次婚恋受挫后,性格孤僻、脾气暴躁。他对21岁的儿子唐文骏却十分溺爱,寄予希望。但其子不务正业,好逸恶劳,于2007年5月因诈骗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天。2008年3月4日,唐文骏又因盗窃犯罪被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此两事对唐永明精神刺激很大。

   唐永明原为杭州市某企业职工,后买断工龄辞职。当地政府两次为其安排工作,均被其拒绝。生活并不宽裕的唐永明为供养儿子却倾其所囊。2006年4月,他廉租了本街道一处住房,将属于他自己的安乐街4幢201室房屋以20余万的价格转卖,所得尽给儿子。不料其子很快挥霍一空。
   据唐永明的房东反映,2008年8月1日下午,唐永明称外出做生意,将出租房退租。当天傍晚5时许,唐永明最后一次给儿子唐文骏打电话,说自己外出赚钱,如果做成了就回来,如果回不来就不要找了,交代儿子不要再闯祸。
   先说我自己对中国社会所取的立场:对于共产党我取坚定的推翻立场,认为推翻之外没有其他可行性立场,但我又不是共产党说的,不少人也跟着喊的那种“见共必反”的推翻派。立场虽与他们一致,但出发点不同,在推翻共党这一点上我比他们还要不可商量。许多人是被生活所逼而致反共,他们的痛苦、不幸是共产党所造成,他们便自然地走上了反共之路,但他们的觉悟并没越出这一基点,因而其立场始终是基于实践,是经验的反共。
   而我不是,我的立场远远超越了经验,在实践之上。由于长期坐牢,使我有机会把共产主义做为一种特定性的文化来研究,也就揭示了做为纯粹概念的“共产”的内涵( 即共产一词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所以我的反共就不是仅从经验上,而是从“共产”概念的内涵上认识到它与人的类本质的不相一致,是反人性的,所以它不适合做人类生存的理念。随之也就认识到无论实践上如何努力,都不足以改变或克服“共产”做为概念先天含有的那些矛盾,实践上的努力只能有效于实践后的事情,即只能对着具体的实践内容,无法对着指导实践的理念。任何改革都不能超越到指导实践的那些理念之前去。
   “共产”无论做为主义还是做为制度,都是指导实践的,因而它就是先于实践已加给了理性的,而能去实践的又只能是人的理性,可在理性还未进入实践之前,就已被指导它的理念所包裹,所挟制,其应用只能发生在指导它的原则的限制內。实际上能动的理性就成了那指导它的理念的构成成分,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理性虽是能动的,但它的能动性只能能动在指导它的概念以内,怎么能动也能动不到裹挟它的概念之前去。就像眼睛再明再亮,也明亮看不着后脑勺一样。理性永运无法看到,无力辨别它背后那个支配着它的概念自身矛不矛盾。
   造成这一错觉的原因在于:人的经验总觉是自已“想”那样行为,才那样行为的,经验并不知“意志自由”只是一种对自身经验的品质,即感觉着意志是自由的----因它没把“初生的人并无意志”这个事实考核进去。为什么不能有这种考核呢?因为是经验能力在经验,它当然就不能经验自已形成前的任何事态。只有不计算入“初生的人没有意志”,才能得到“意志自由”这个结论。若计算进去那就成了:意志得先被造成,只考察它的应用,才有所谓“意志自由”。从没有意志到有意志这个变化是被造成的,造成决不是自由,而是受规定,是服从。这便可看到一向被我们忽视却导致着我们不断犯错误又不被揭露的那个深藏原因,就是----
   意志的形成是概念支配的结果。
   因而意志不是绝对自由的,意志首先是概念规定和支配出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将自己的活动感觉为自由。因意志的受支配性没在实践上被经验到,也就没被意志所承认。
   这就导致了实践理性无法把握指导实践的理念是对是错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横行八十余年,罪恶累累,夺去几千万生命还有人拚命抱着它不放的症结所在。我的反共就不是仅从共产党犯下多少罪恶这个实践的限度出发,而是反观到实践之前去:追问指导实践的那个原理先天含有的矛盾能不能在实践里被揭露,被纠正?结论当然是不能的!就像给儿女做医疗,治不了父母的病一样!
   实践是后天的,指导实践的理念对于实践是先天性联系,后天的努力怎能克服了先于它而已有的理性矛盾呢?
   我的批判不同于任何一个批判者,就在于:所有批判者都是在实践限度內的:试图用正确的经验来批判错误经验,那用来批判的经验再正确,因它就是经验,凡经验无例外的都只具有有限有效性,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邓小平改革之对于毛时代,是建立在邓小平承认国人缺吃少穿、民不聊生这个事实上,这只是经验。他不知也未去探求造成他这样看法的背后的那原因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人是什么与共产主义又是什么”这个关联间的不相符性。邓不思想,也就弄不懂共产主义做为理性的指导原则与人的“是”,即本性间的尖锐对抗。所以他的改革就仅仅是从经验出发:对于他所看到的那些方靣,他的改革具有直观有效性,当经验的有效性耗尽,它的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反靣,转换成对人类伦理之根的动摇与腐蚀: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经验有效性政策在推动了经济的最初繁荣后,立马就蜕变为强力掠夺,在强力掠夺达到相当的程度和规模时就必然地导致到施政的普遍恐怖。我的批判的特殊性就在于只把实践或经验当成认识的材料,直逼它们背后那个理性----考察那个指导实践,因而裹挟了实践,经验所不能触及的理念,我只是在理性的限度內求证它做为纯粹道理自身通不通,相不相矛盾,成不成立。因为我已认识到:无论如何从实践上改革都不能触动那指导它的“共产”原则----那原则是先于实践加给了理性的,当然处在理性背后,成了理性得以活跃的背景,理性反而成了它的构成要素,只能活动于其內,再能动也只能在它的原则內能动,只能受其制而不能触动它,不能判断它。
   因而说我孙丰的反共不仅是限于实践的,而是基于对“共产主义”这个原则的理性揭露,我认识到了,实践不能修正共产主义所包含的错误,因为实践只能发现具体实践的错误,像邓小平之发现毛时代的错误,却不是基于对“共产”这个概念的理性认识,就不知共产概念先天地潜含了暴政,潜含了征服,因而把恐怖主义做为方法论也就是共产主义这个理性原则的本性。只要共产还做为实践的指导,它的仰仗暴力和恐怖就不能得到纠正。所以我说:共产主义灾难不是源于中国共产党这帮人,而是源于“ 共产 ”这个理!所以不把“共产”做为原理从实践中取消,一切都是妄说。我特别批评《和解智库》,你们想正义,但你们的方法不足以正义,因为你们妄想用后天努力来纠正先天的理性矛盾,这是痴心妄想。
   我说了这么多,只是借其带出下边一句话:
   即便我如此反共决不回头也愿意接受共产党就唐永明凶案所报导的立场:承认“唐永明因数次婚恋受挫后,性格孤僻、脾气暴躁。对生活失去信心,迁怒于社会而产生的个人极端行为”。
   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说法又只是经验的:世上绝对没有孤立的个人,只有环境中的个人,你们的祖宗不是说了“人是一切社会联系的总和”吗?人在个性上的固执或灵活、韧力或脆弱、暴躁与耐性……等等是与遗传有关,但其道德上的品质却是绝对环境规定的结果。印度电影《流浪者》就令人信服的展现了这层关系。中国有成语说:孟母三迁、断机劝学、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都是从经验中总括出的道德品质来于环境。初下生的唐永明只是一个3--4公斤的肉肉蛋,他连意识能力都没有又哪来的对社会的迁怒?肉体的唐永明是100%的父母造就,而道德的唐永明却是100%的社会造就,盛唐的中国曾经一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且全国监狱里的犯人能自己照政府命令往一地集中,却不逃一人,这是为什么?就因李世民的开明与大度,因而造就了一个与人类本性相一致的社会环境与气氛。
   我个人也谴责唐永明的行为,但这是一种混合了无限同情的遣责,我谴责他滥杀无故,可他只是一介匹夫呀!他没有我的阅历与学养,达不到我的境界,当他被社会无处不在的矛盾逼到没有外力的相助就找不出往下活的出路时,社会所教给他的又只是凶杀,如果他有知识那他或者去发牢骚,去骂街,或者去当陈涉、吴广、李自成,可惜社会只把他造就为一介匹夫,又给了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榜样,他又能怎么样呢?供他选择的自由度太狭窄了。
   让我们不采用党性,不采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只用平常人的人心态来看看:共产党在江西、福建的清党杀死了自己十几万同志;把延安种毒品说成大生产,唱起了南泥湾;为了个人统治发动了红色恐怖的抢救运动……在其统治区的四七、四八年的土地复查;篡政的土攻、镇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友右、大跃进、把挨餓说成自然灾害;后来的文革;再后来的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事件不是在播种?播什么种呢?播仇恨之种,播扫荡天良之种,播以牙还牙之种,播“该”出手时就出手之种……哪一件不是做为文化的因素参入进对一切没有招架之力的新生儿的品质塑造?
   胡锦涛呀胡锦涛,上来一阵我还真是可怜你,可怜你往七十上走的人了其智力竟十岁孩童一般,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文环境合个的就是一个掠夺、征服、暴力和恐怖吗?你就不知“共产”做为理性的反映形式所内含的就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而它就先天地依靠暴力和恐怖吗?它就是暴力和恐怖的发酵菌,它就是暴力和恐怖的精神食粮,你怎么指望那狼奶喂大的畜牲能没有狼的攻击性和残忍性呢?你的残暴不比唐永明更可怕千倍万倍吗?
   从杨佳、唐永明身上折射出来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共产党的党性,在你们共产受身上,除了霸占的,唯我独尊的要求,余下的就是在手段上不予计较,也就是红色暴力,红色恐怖,除此之外你们共产党做过一件符合人性的事吗?所以,我追随人类的宗师:告诉全社会:唐永明行为的极端性不来于他爸他妈,就来于一手摭天于中国的那一霸占力量----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的这一党性来源于它的远大理念----共产。所以我说:
   个人并不先天地具有唐永明行为所展现的那些品质,不服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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