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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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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制购刀还不行,建议配套“持刀证”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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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来源:民主论坛

    当年的作协会员、中共党员,如今的华裔法国人,中共不待见的高行健数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经说过大意如此的一句话:独裁政权一天不垮台,我就不会踏上那个既让我深爱、又让我深感失望的国土!

   见贤思齐,对北京,这个所谓的“首善之都”,我也多年以来,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一想起北京,我就会想起朱元璋,想起东厂、西厂、锦衣卫,想起老佛爷、文字狱,想起毛太祖、反右、文革。尤其是,1989年6月4日之后,我更是坚定了这样的态度:在不允许哀悼“6.4”学生的恐怖气氛没有被驱散以前,我更不能去那个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去的、敏感、多事的地方。因为我再清楚不过,站在那个不少人趋之若鹜的广场上,我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会为“6.4”

   死难学生而嚎啕大哭、涕泗滂沱的。如此一来,公开的警察、微服的便衣,他们就会立马将我请到“安全”的地方,轻则说个一二三,重则判上三五年。

   可是,公元2008年的7月24日,我的的确确去了一趟北京,还在北京待了足足两个多半小时之多。两个多半小时啊,多么不堪设想,完全可以制造颠覆性轰动事件,如到那个广场扯开为自己申冤的条幅,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究竟有没有因为在网络发表文章而被判刑的人,或把北京那鸟巢的钢筋抽几根回来搭鸡棚,让最怕政治奥运胎死腹中的人如丧考妣之类。

   距离“平安奥运”只有区区半个月时间了,既没有干这些海内、外敌对势力感到欢欣鼓舞的事情,也没有在那地界领略盛世京都的风范,你去那干么了?

   这趟北京之旅,我还真是别有用心,有本来羞于告诉人的醉翁之意哩。

   2005年,陷入独裁政权的文字大狱之中后,我资助了好多年、当初还考取了本地重点初中学校的孤女李焕然因此一下子陷入精神和经济双重危机,成绩大幅下滑,2006年连高中也没有考上,只好辍学打工。

   这让崇尚有始有终的我时时自责不已。今年7月初,当初仗义执言,不远万里、不计报酬来贵州为我作辩护的山东律师李建强知道这事后,让我把小姑娘──李建强对李焕然的昵称──带去他那里,给她找个合适的学校或谋生技艺学学。为了给小姑娘这个最后的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为了成就李建强的古道热肠,也为了让自己的内心稍感安慰,7月18日,我带上小姑娘,登上了北行的列车。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为了避免很有可能的阻挠,出发前,我尽量少和人提到这事,出发后,又将手机关机并大卸八块──电池和机身分离。

   否则,据说我的行踪就会被侦查到。

   一边这样做,一边心里感到悲愤莫名、义愤填膺:我他妈的这是修阴功、做善事啊,怎么弄得做贼做强盗做见不得人的缺德事似的?这都是给一些什么样的混蛋王八逼的,给什么样的黑暗社会逼的?

   果然,人到山东青岛,我用公用电话刚打通了妻子电话报平安,妻子在电话那头就叫起苦来:“实在听不起,实在烦死人,早点回来吧!

   你一个没什么来往的同学已经在打听你的去向了:他什么时候出去的、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和他好几年没有联系了,很想和他聊聊呢!实在听不起,实在烦死人,早点回来吧!“

   无巧不成书的是,我登陆青岛前两天吧,胡总书记也着陆青岛了。更让李建强叫苦不迭的是,北京的两个敌对分子李海和刘荻在胡来青岛的前两、三天,也捷足先登,来青岛“候着”了。南北敌对分子齐集胡总临幸的地盘,这样的事给谁琢磨,都会有很浓厚的蹊跷的味道。

   所以,李建强一听我自己闭目塞听关机卸电池的事,连连称是:“对对对,我们尽量低调一点,把保密工作做好一点,免得扫了弟兄们的兴,冷了弟兄们的心。”说完水浒上的台词,被我们称作现代柴进的李建强又心有不甘地补充道:“只是,不能呼朋唤友与你们大块吃肉、大腕喝酒,委屈你们了!”

   23日,整天大雨滂沱,去不成崂山学穿墙术,李建强只好请他那位美丽小助理去给我们买各奔东西的机票。内心的小九九,坐飞机到贵阳,要一千又好几百元钱,而坐火车,只需约50%的钱,以我目前的经济状况,与火车结袂而行,方才门当户对。但是,仗义疏财的小柴进偏偏又要尽他的地主之谊,所以,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机票到手之后,我又深感不安:弄一个没有什么技能、没有什么文凭、和人家本来没什么相干的小姑娘来到这里,将要花费人家多少精力、破费人家多少银两啊。小助理为我们三人买了机票后,囊中变得羞涩了,无法完成李建强交给她的让我们吃好玩好的浩大工程。于是,我借机让她先用我的钱“周转”一下。等到李建强知道这事时,看到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知道我也不是省油的灯的他,也就只好接受既成事实了。当然,这是后话。

   小助理把机票给我时,表现得不辱使命、班师回朝般地对我说:“青岛直飞贵阳,1,700多块钱,不打折;青岛曲线先飞北京,再转机飞贵阳,打折,总共刚好1,300元钱,能省下400元。

   行文至此,读者诸君已经知道我的北京之行的醉翁之意了。但是,别忙,还有人不知道,并且,这几句“语焉不详”的话,打发不了那些精干内行的特殊材料。所以,文章还得写下去。

   24日平安回到家中见到妻子时,妻子又是一通叫苦不迭:“哎哟,回来了好,回来了好,真是受不了啦。你飞北京的事,人家竟然知道了。警务区打电话给我,说,让你赶快回来算了,别折腾了。连我当公安的兄弟,也奉命打听你此行的真正去向和目的来了。他们不累,你不累,我也累了。好了好了,大树砍倒了,老鸹不叫了!”

   老鸹是不在妻子的耳边聒噪了,但我的耳根,却不得清静了。

   想清静两天,恢复恢复旅途劳顿,回到毕节后,我因此没有打开手机。当天下午,妻子的手机响了,是警务区找我的。在电话里,我对他们说,我去青岛,是行善积德,甚至可以说是替政府揩屁股。别人对运动会,尤其是对奥运会趋之若鹜,我却丝毫兴趣也没有;有人视北京如圣地,我却视之如蛮荒。我是去了北京的,但我不是去那里上访鸣冤,更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我是被动去──不,是假道北京,动机低级得很:留住几个亲爱孔方兄。你们还可以告诉那些特务,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对加入国民党、民主党、共产党、民进党同样都没有丝毫兴趣。因此,我今后去什么地方,他们完全可以高枕无忧、马放南山,大吃大喝大睡其觉。

   “是啊是啊,这些,我们明白的。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上面真是皮翻(方言,啰嗦、讨厌意)。理解、配合一下吧,我们也是执行公务。抽时间,我们聊聊,好吗?”对方警察小伙客客气气地说。

   第二天上午,开机不久,警察小伙又打电话来了。还没容我回话,我的手机没电了。下午换上电池不久,小伙的电话又来了。我只好在家中“接见”了警长和小伙。

   当时,我正好在网上和李建强谈论小姑娘的事。于是,我让两位警察先生过来:“看看吧,我去青岛干什么,这就是最好证明。”

   接着,我对他们说,“我过去和现在写的文章,做的事,都见得天日。不象有的人,活生生把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事,干得偷偷摸摸、贼头贼脑。把我李元龙当盗贼毒贩一样地投入监狱,或监控起来,这是焚琴煮鹤。你们看过《聊斋志异》吗?上面有篇小说,叫《大罗刹国》。”接着,我给他们讲了大罗刹国以丑为美、以美为丑的故事。

   他们对我表示理解,并再次请我理解他们的例行公事,把释放证明给他们看看。释放证明不知扯什么地方去了,我把起诉书、判决书,以及当初李建强为我写的辩护词、上诉状,还有我出狱后自己写的申诉书都各给他们一份,让他们带回去“研究研究”。他们说,他们的工作需要和好奇心都驱使他们必须弄明白,“李老哥”到底做了些什么、犯的什么事。并说,今天听了我说的这些后,他们已经多少明白一些我的为人处世原则了。“你太过于正直,太过于认真了,”他们说,“在今天这个社会,你当然要吃亏。我们好心劝你几句:算了,还是不要那样认真,多找几个钱,安安稳稳过日子算了!”临走,他们说,他们的所长也想和我“交流交流”。

   应该是过了两天吧,警察小伙又打电话来了,说他们的所长正在他们的办公室,请我过去。不巧的是,我还没回话,电话又没电了。下午换好电池,小伙的电话又来了。这回,所长见到我了。他说,过去虽然没有深交,但他多少知道我的为人、为文原则。把我请来,没别的意思,我应该知道的,根据法律规定,“两牢”人员需要搞一个“重(点人)口”登记,希望我理解、配合。“另外,奥运之前和奥运期间,你如果外出,请给我们招呼一声,我们不会为难你,有关方面问起来,我们也有句话去应付。”所长似乎下了点决心,才说出最后这句话的。

   自己混迹党报时,被逼为鬼写了一些违心的文章。此时此刻,他们何尝又不是正在被逼为鬼呢。我说,“理解理解,这不怪你们,不是这样的制度,你们就用不着做这样违心的鬼事了。”对“对对,怪制度,怪制度。”他们有如在我和他们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似地附和起来。

   问交往人员,按手印,照相,等等。关于交往人员,我说,我这样的身分,我有自知之明得很,出狱后的我从不主动和谁联系,免得连累人家。按完手印签字时,我故意有违规矩地写下了“留下的,不是我犯罪的手印,而是另一些人犯罪的证据”字样,然后才签上自己的名字。照相时,我作金刚怒目状,然后随他们照。好在,善解人意的他们也没有为难我。但愿他们能够交差,否则,就是我在难为他们了。

   被真正危害公共安全的人当作大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准犯罪嫌疑人来对待,这对心口如一地热爱自己的祖国的我来说,心里的委屈,我最清楚。尤其是,我是因为帮助那个政府应该承担救助责任的小姑娘而被传讯,被按手印,被照相的。本来,警务区对我的“重口”登记,实际上已经听之任之的,否则,等不到今天,我早都正式上黑名单了。

   我不知道,在真正民主、法制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对“刑(满)释(放)人员”带有歧视性的登记。但我知道,在那样的国度,是绝对没有思想犯、政治犯、良心犯,是没有文字狱、更没有你仅仅在思想上加入了某一国籍,就把你投入监狱这样的事。没有思想犯、政治犯、良心犯,没有文字狱的国度,怎么说,她也比有思想犯、政治犯、良心犯,有文字狱的国度先进、文明,更适合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居住、生活。

   当初因为写真话而被投入监狱,今天还在因为做好人而被“请”进局子,真的,我真的弄不明白,我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和谐”的社会,怎样的一个把所有先进都“代表”了的党,怎样的一个以丑为美、以美为丑的制度?是老天爷在对我开一个暂时的玩笑,还是这是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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