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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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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崇拜与独裁民族主义

来源:人与人权

一、举国体制与两极分化

   中共执政后,全面抄袭苏联体制,体育也不例外。举国体制使体育变成独裁政权的垄断行业,各级体委都是政府部门,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靠国家来包养,即便今天的大陆体育免不了金钱的诱惑和商业的侵蚀,但执政党主导体育管理部门和重大体育活动的传统,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自从中国射击选手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之后,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宏大目标就是“扬我国威”,国威的具体表现就是金牌数量的不断增加。由此,中国备战奥运的资金投入也不断翻番,据林思云先生《奥运金牌的陷阱》介绍:“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李力研透露了这样一个数字: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1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又涨到每年50亿元。按这个数据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作为对比,体育大国“俄罗斯为了备战雅典奥运会,2004年的体育经费增加了三倍达到33亿卢布,合计人民币约4亿元,备战雅典奥运会四年的体育开支不超过8亿人民币。俄罗斯这次夺得30枚以上的金牌应该没有问题,这样俄罗斯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2500万人民币,而中国则是7亿人民币。中国夺得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为俄罗斯的28倍。"

   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后,举国体制下的奥运攻关便成为独裁体育的头等大事。中共政权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而投入大量资金,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建立一支人数高达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奥运兵团。之后,国家体委又推出“119工程”,为了在田径、游泳、水上等金牌弱项中尽快赶上。所谓“119工程”,即争取奥运119个项目上的119枚奖牌。

   举国体制下的高投入,也确实带来中国金牌数的连续增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金牌第四,悉尼奥运第三,雅典奥运第二,一届上一个台阶。雅典奥运会后,争夺2008年北京奥运的金牌第一便成为独裁体育的最大目标。经过七年举国体制的准备,中国对金牌的狂热终于如愿以偿。在北京奥运上,中国在金牌榜上取代美国而成为老大,金牌数第一(51枚),奖牌总数第二(100枚)。

   然而,奥运金牌第一的中国,靠的是金钱第一的投入,为了在北京奥运上争得金牌第一,投入高达43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7年卫生医疗开支97亿美元的四倍、教育支出157亿美元的三倍。如此“奢侈的金牌体育”,不仅在第三世界绝无仅有,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豪华体育”, 肯定是奥运史上前无古人的投资,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投资。而这样的“豪华体育”,只有罔顾民众权益的独裁国家才能做到。

   对北京奥运上中国金牌第一,国际舆论与国内民间舆论的基本共识是“金牌大国并不能等同于体育大国”,因为当官权向世界炫耀金牌第一的辉煌成果时,中国的亿万普通人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奢侈的国家体育。在独裁中国,体育是用高墙封起来的国家化精英化的特权,而基本上与提升百姓身体健康无关,甚至与拿不到奖牌的大量普通运动员无关。金牌体育的奢侈与大众体育的贫困,金牌运动员的一夜暴富和普通运动员退役后的艰难处境,使体育资源分配的两级分化日益拉大。仅就国人人均占有体育资源的两极分化而论,国家对奥运的巨额投入超过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而目前中国的人均占有体育用地仅为0.006平方米。数量超过60万个的各类体育场馆,67%归教育部门所有,25%归体委等系统所有,真正的公共体育场馆不足7%.城镇百姓大都只能在公园里和马路边锻炼身体,广大农民几乎就与公共体育设施无缘。

   正如GDP崇拜造就了畸形的跛足改革,让今日中国变成权贵们一夜暴富的天堂与无权无势者持续受损的地狱,金牌崇拜也只能带来精英体育的天堂和大众体育的地狱。

二、体育是独裁民族主义的工具

   中共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乃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1949年后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体育变成独裁政治工具的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结盟,从来都是中共政权实施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体育被用于独裁民族主义,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

   毛泽东时代的独裁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口号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原子弹的升空和乒乓球的崛起,同作为这口号的最好例证,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梦境。庄则栋一代乒乓球的骄人战绩,是我们这代人摸不去的记忆,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 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世乒赛冠军)。于是,乒乓球变成了“国球”,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毛泽东想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靠“解放全人类”的病态乌托邦意识形态说教来支撑,他不顾国情和国际局势,对外盲目地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用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来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直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挤压使毛泽东无力承受之时,他才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美国结盟。于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乒乓球便充当了毛泽东的外交使者。

   邓小平时代的独裁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中国女排的崛起及五连冠,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为女排的胜利而狂热,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实现了零的突破并获得15枚金牌,位列第四,使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遽然高涨,中共媒体兴奋地高呼:“许海峰捅破了一层叫做‘东亚病夫’的纸,……一个积弱百年的大国,经历生死涅槃之后,这个东方巨人在1984年的洛杉矶宣布自己的醒来。”自此以后,奥运金牌在中国就变成了独裁民族主义的招牌,金牌的多寡象征着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精神的优劣,每届奥运中国媒体都要进行以金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宣传。

   六四大悲剧的发生,中共政权陷入改革以来空前的内忧外困之中。对内是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致使政权加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对外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全面倒退,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醒目的冲突焦点,致使中共政权把经贸外交置于首位。与此同时,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五热爱”之首,用煽动爱国主义情绪来一箭双雕,对内用于弥补道义合法性的急遽流失,对外用于抗衡西方的外交压力。

   于是,在邓小平制定“决不当头”的韬晦外交之下,继毛泽东的“乒乓外交”之后,中共再一次打出了体育牌。对1990年的亚运会的极力张扬和之后的北京申奥,都是体育外交的重头戏,以至于,为此而释放了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导致1993年申奥失败,百年耻辱之上又添了新耻辱,“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之说又有了新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从此以后,中共越来越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

   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为了个人权力的上升及巩固,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来代替毛思想和邓理论。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鼓荡下,江核心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他屡屡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于是,申奥又一次作为中共的独裁民族主义王牌被打出。对内,中共以申奥来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对外,宣泄由93年申奥失败开始越积越深的民族耻辱和对外仇恨。为了得到奥运主办权,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而且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外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这种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2001年的北京申奥成功,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官方似乎创造了巨大政绩,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虚荣得到了满足。

   可以说,二战后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得到奥运会的主办权,都不会象北京得到2008年奥运主办权这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掀起如此罕见民族主义狂潮。在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北京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江泽民等中共寡头,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江泽民还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在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的背后,支撑着这种狂热强国心态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自卑心理和称霸野心。

三、金牌崇拜症将使中国体育不堪重负

   到了胡温办奥运,京奥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也成为显示“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形象的机会,为此而邀请上百个国家的政要来北京参加开幕式,以至于,进入奥运年,是否出席京奥开幕式变成了一场中西外交战。与此同时,胡锦涛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京奥问题,任命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担任京奥负责人,还在奥运开幕前破例举行大型记者会。可以说,胡温政权为了确保京奥成功而不惜一切代价,意在向世界展示一个“奢华的北京”、“绿色的北京”、“科技的北京”、“微笑的北京”和“铜墙铁壁的北京”,但就是不要“人权的中国”和“新闻自由的中国”。

   所以,无论动员多少人力、投入多少物力,京奥展示给外界的更多是警察国家的“政治奥运”和“奢华奥运”。在长达七年的奥运筹备期,中共当局并未兑现向世界作出的改善人权的承诺,致使国际社会对北京奥运的批评声不断高涨。进入奥运年,爆发了西藏危机、瓮安民变、杨佳袭警、昆明爆炸等一系列激烈官民冲突,加重了2008年8月8日这个日子的危机色彩,“共赴国难”的情绪在网络民间传递,“避运”、“受运”、“恭外运”的戏虐在市井江湖中走红。

   好在,举国体制在办大型活动上还是有效的,中共的全民办奥运动员和耗费天文数字的纳税人血汗,的确为奥运提供了一流的比赛场馆、赛事组织和后勤保障,让各国运动员和贵宾得到前所未有的奢华享受,奥运期间也没有发生爆炸性事件,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自然转向精彩的赛事。不可否认,仅就体育赛事的奥运而言,京奥无疑是成功的。但京奥期间的中国媒体,包括以往敢于直言的开明媒体,在中宣部的严令下完全失语,而只能跟着党国奥运的主旋律起舞,则凸显中国特色奥运的内在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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