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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权的暴力统治与杨佳的暴力复仇

来源:人与人权

    瓮安民变和杨佳暴力袭警,再次凸显了官权的暴虐正在消磨掉民间非暴力维权的耐心,对官权的反抗正在从和平维权走向暴力反抗。

   一 、杀手变大侠的警示:“以民为敌”的统治必然带来“以官为仇”的民意

   北京青年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警局,连续刺杀10名警察,死6人,伤4人。其惨烈程度,堪称中共掌权后最具爆炸性的袭警案。

   令官方万万想不到的是,六个毙命于杨佳刀下的警察,非但没有得到舆论足够的同情和哀悼,反而遭遇网络民意的冷漠甚至幸灾乐祸,即便某位遇难警察的遗孀在博客上为警察鸣冤叫屈,也无法赢得网络民意的同情。有网民就说:“被杀的警察并非无辜。”而官方定义的“歹徒”或“暴徒”,法律定义中的“杀人嫌犯”,却在民意中变成“大侠”或“草根英雄”, 为杨佳叫好的网络波涛异常汹涌,有人呼吁为杨母亲募捐,为大侠树碑立传,多个版本的杨佳“列传”遍布网络。与此同时,杨佳留下的网络记录也被搜索出来,马上成为无数网民追捧的热帖。

   国内如此,海外网络舆论亦如此。据《多维新闻网》就“是否同情杨佳”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截至7月23日的调查结果为:同情2306,占72%;不同情352,占11%;谴责562,占17%.如此悬殊的比例,凸显出民心所向。

   杨佳曾经是具有自觉维权意识的守法国民,他也曾遭到山西警察的殴打,他通过韧性的依法维权,从山西警察那里讨回的“说法”——上门道歉和三万元赔偿。对上海警方,杨佳也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依法维权,但并没有从上海警方那里讨回任何“说法”,这才有杨佳的决绝:“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南方周末》2008年7月17日)当杨佳穷尽所有合法手段而依然无效之时,他绝望了:如果不以命易命,他的冤情必将石沉大海,成为无数个有冤无处申的受害者之一,而唯其采取这种石破天惊的方式,他的冤情才能为社会所知。在此意义上,杨佳案见证了一个守法公民是如何被逼成“杀人犯”的过程,正如我的上海朋友王晓渔所言:“做不了秋菊,只能做杨佳!”

   杨佳被奉为“英雄”的网络舆论所揭示的,绝非民意的是非不分和无人性冷血,而是无权无势群体的民心所向,凸显出鲜明的爱憎。从否定的方面看,揭示了现行制度的暴虐性和极端的司法不公(如果杨佳杀的是平民,他绝不会得到民意的同情),更揭示了警察机构在民意中的恶劣形象。从肯定的方面看,杨佳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他做了其他忍气吞声者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以极弱挑战极强的勇气和能力,让愤愤不平而又逆来顺受的民众获得了一种心理补偿——终于有人帮助所有的弱者挑战强大无比的官权。正如署名“和不谐”的网民所言:“杨佳杀警,以中国人的胆小逆来忍受,宁愿自杀也不反抗的性格,他自然成了英雄。当他走向刑场时,必有千千万万人在天地之间,在浸透了百姓冤仇的血路上,为他送上一碗‘杀头酒’,长跪送行。”

   扩而广之,在大权在握的强者与无权无势的弱者之间,敬佩敢于挑战强者的弱者,乃人之常情。何况,在中国的制度下,民众对警察是绝对的弱势,单个百姓对警察机关就是弱中之弱。与警察机构相比,杨佳是无权无势的平民,是弱中之弱。故而,他以命相拼的复仇,绝非一般的勇气,而是大勇。他与警察的对决,不是一对一的“单抠”,而是以一当十;他不是偷袭大街上巡逻的警察,而是直冲堂堂的专政机关。如此作为,不仅是弱者挑战强者,而且是极弱挑战极强。试想,如果杨佳是用偷袭的方式杀掉单个民警,他至多赢得同情,但不会赢得敬佩。正因为他以极弱之地位挑战极强之机构,用自己的生命挑战强大官权,他才能赢得了“扬大侠”的美誉。

   如同火烧瓮安县县衙门大楼的群情激愤以及不相信官方信息的民意一样,“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及民心所向,再次向中共当局发出警告:当局觉得冤枉或谴责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并没有多大意义。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当局的深刻自省,检讨警察执法的问题和警察制度的弊端,检讨造成杨佳案和网络舆论的制度原因。

   在基本人权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中国,国家正义或司法正义的严重匮乏便成为常态。当正义无法变成制度性安排,而国民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正义就只能是民众的“经验正义”和“良心正义”。当公权力践踏人权的案例变成公共事件之时,民众的“经验正义”和“良心正义”就会自动变成公共舆论的正义诉求,要求公权力公布真相和践行司法正义,要求改变“恶法”或“恶制”,要求惩罚践踏人权的官员和执法者。

   在此意义上,六名警察直接死于杨佳的暴力袭击,间接死于中国的司法不公和制度暴虐。

   在中国,极弱的民权与极强的官权的力量对比,致使官权欺民之甚可以肆无忌惮,民间自保之弱沦为投诉无门无效。当被公权力侵害的平民很难得到舆论救济和司法救济之时,投诉无门无效的受害者很容易产生对公权力的绝望,而绝望之人借以实现正义的方式就只剩下体制外反抗。这种反抗的极端方式,之于个人是原始性暴力复仇,之于群体是暴力泄愤。杨佳袭警是个体暴力复仇,瓮安民变是群体暴力泄愤,网络民意为杨佳和瓮安民众叫好是群体性言论泄愤。

   你可以批评为杀手叫好的网络暴戾之气,但在这个官权极端冷血的国度,平民的反复申诉甚至跪拜哭求都毫无效果,平民的合法合理诉求屡屡遭到警察的野蛮打压,守法的国人动辄遭到身心侵害,在如此恶劣的经验积累中,某些无权无势的民众走向暴力反抗,更多民众借此来发泄层层积累的不满,甚至进行非理性的仇恨宣泄,也就成为必然。这样的宣泄,一来可以给权势者施加舆论压力,二来虚拟网络中的言论宣泄可以成为现实中的暴力宣泄的替代品。

   官权在现实中堵死民众的合法诉求之路,已经极为愚蠢,结果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官权禁止网络中的宣泄,就是蠢上加蠢,堵死言论宣泄的网络之路等于开启暴力宣泄的现实之路。所以,无论是暴力复仇还是暴力泄愤,主要来自“以民为敌”和“官逼民反”。事实上,六四以来的十九年里,中共合法性的破产和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带来了日益高涨的民间维权,即便偶尔也有呼吁暴力革命的主张,但从理念到实践,“非暴力抗争”无疑是民间的主流,八九运动如此,今日此起彼伏的维权亦如此。而中共官权的反应仍然是十九年前的强力镇压,对“天安门母亲”为子鸣冤的诉求,对底层民众及上访群体维护经济利益的诉求,对民间宗教团体的信仰自由诉求,对政治异见人士的言论自由诉求,对开明媒体及其新闻人的新闻自由诉求,对法律界和维权律师群体的司法独立诉求,对党内民主派为赵紫阳鸣冤的诉求,对社会各界的反腐败和政治改革的诉求……从江泽民政权到胡锦涛政权,不但从来没有给予善意的回应,而且动不动就开动专政机器进行镇压,制造了难以计数的人权灾难。

   正所谓:旧债累累,新债不断。

   瓮安民变和杨佳暴力袭警,再次凸显了官权的暴虐正在消磨掉民间非暴力维权的耐心,对官权的反抗正在从和平维权走向暴力反抗,指向官府及官员的个体暴力和群体暴力越来越多,昭示出官民冲突正在向着以暴易暴的最坏方向发展。

   二、杨佳案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

   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无论对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家庭,此案都是一个大悲剧。更进一步,在整个社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中,此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也超出了公民与警察之关系,而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

   我不否认,反抗暴政是受害者的天然权利,特别是当所有依法维权的途径都被堵死,受害者耗费大量个人资源并穷尽全部合法维权手段而依然无效,受害者有权利选择暴力反抗。但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和民间生态的制约下,个人行使暴力反抗权利的正义性,首先,要区分被动自卫和主动施暴;其次,要区分反体制暴力和个人复仇暴力;最后,还要视暴力反抗的客观效果来界定。杨佳的暴力反抗是个人复仇的主动施暴,其结果又是双方的生命代价,是没有赢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谈不上正义。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同情杨佳,因为他是在穷尽依法维权的手段之后才选择暴力复仇的。但杨佳不是英雄或大侠,因为他结束了六个生命。我以为,对生命的珍重不必区分警民,不能仅仅因为警察的身份被杀就是活该。即便被杀警察中可能有迫害过杨佳的人,起码也是罪不当株。

   我也理解为杨佳叫好的民意,必须忍受暴虐专政机器的当下体验和源远流长的“侠客”记忆,共同塑造民众对“逼上梁山”和“绿林好汉”的高度认同。但在中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中,这种认同绝非中国之福,“侠客”情结背后,有公正的渴望,也有仇恨意识,更有对法外暴力的崇拜,甚至就是对杀人的崇拜。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个个都身背人命。反过来说,如果此前没杀过人,也休想成为梁山好汉。《水浒传》在中国的长盛不衰,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的风靡一时,“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歌词,甚至就是把杀人越货上升为匡扶正义。从逼上梁山的无奈到杀手变英雄的颂歌,诠释了一种中国式的江湖道义和暴力美学,更因这种江湖道义的对立面是堂庙规矩,针对官吏的复仇性杀人越发迸发出悲壮的美感。

   如果说,在丛林时代,个人性正义诉求,只有通过暴力复仇才能达成;政权更迭,也只有通过军事政变或暴力革命来完成。那么,当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成个人正义诉求和完成制度性变革的手段已经随之文明化,非暴力手段也越来越成为主流。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无论是苏东还是亚洲,即便有罗马尼亚式的政变型变革,非暴力变革仍然是主流。

   当下中国,虽然政权的暴虐性质还没有根本改变,但后极权时代的统治已经进入理智独裁的时期,民间的自发努力也在逐渐扩展自由空间,官民博弈之路也并非只有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持续累积的非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压力,也会导致官权的妥协和局部制度的改革。在此情况下,民间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气,不是非要通过“杨佳式复仇”才能凸显;国人的正义感,不是只有通过“言论泄愤”才能表达;国人的良心,不能只靠仇恨来喂养;因为,仇恨仅仅是人类的“初级感情”,却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同“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仇恨的本质》,小拉什。多兹尔著,王江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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