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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捐款

   

郭少坤

   在这次四川大地震其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反常态,在开放信息的同时,也破例的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援助。显然,这和32年前的那次唐山大地震相比,有着比较开明开放的样子,也正是这样的开放,使得地震灾区受难的同胞们得到了相对及时的救援,也相对的减少了生命财产方面的损失。而在这方面起到最大作用的就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捐款,在大量资金作为后盾的条件下,此次的抗震救灾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在这次空前的捐款活动中,可以说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萌发了同类相悲之情,伸出了援助的手。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中国共产党视为的“敌对势力”、“反华势力”、“异议人士”、“台独分子”、“法轮功分子”、“日本右翼”等等不利于国家安定的人了,因为在此时此刻,凡是伸出援助之手的人都是在积极维护中国的稳定并作出贡献,没有任何势力或者个人想借此趁火打劫搞乱中国,也由此可见,在面临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自然灾害——时,共产党也就真的看不到了自己的敌人。

   但是,同样的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道义之举,只要被共产党的政治标准衡量到错误的时候,任何处于人道的捐款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而被处置。这就是共产党在历史上一贯行使的双重标准。

   就拿我来说吧,我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时期,有过很多均处于爱国爱民和道义上的捐款,但是结果都不一样,借此,我先简要回顾一下。

   我的第一次个人主动捐款是在1989年的“六四”之前,当时,我的捐款还上升不到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觉悟促使我去做的,只是完全为了那些正在绝食而生命垂危的大学生们所实施人道主义的救助。当时,我通过于浩成先生向北京红十字会捐款50元人民币,并在电汇说明中明确写上是“聊表人道主义之情”,可就这样一次人道主义捐款,成了后来我被当地公安局辞退的理由之一,在对我的辞退报告上有这么一条:“该民警在89年的动乱中,公开向动乱分子捐款。”人们看了肯定感到好笑,怎么北京红十子会也成了“动乱分子”了呢?!尽管这是对我非法辞退的荒唐理由,但我却经过了11年并走遍了中国政府的各大机关,至今没有讨得任何合情合理的说法,当然,强加于我身上的不实之词及其带来的问题,也就很难得到依法处理。

   我的第二次捐款也是在1989年,那是在中国举办亚运会期间,为了表达我对国家举办亚运会的支持,我通过于浩成先生的秘书刘前向“亚组委”捐款50元人民币,在此不久,我受到了亚组委寄给我的感谢信,对这件事,我所在的公安局同样了解情况,可是,我却没有受到公安局的任何表彰和肯定。由此看来,同样的爱国爱民动机产生的同样行为,却得到不同的对待,这就是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好恶感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这样的结局所导致的苦果,却要由我们这些善良的中国人吞咽和承受,不能不由此凸显出当政者的政治局限性乃至荒谬,可想而知,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的人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按照人性的起码要求和道义标准去进行社会活动,去行使个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也就值得大打问号了!

   怀有政治目的进行旨在颠覆国家政权和制造动乱进行招募人员和募捐活动的任何组织个人都应该受到政府的惩罚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令人玩味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改朝换代却无不都是倚靠以上(被当时的统治者认为)非法手段(招募人员和接受募捐)进行一个又一个颠覆活动的,远的不讲,就拿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的行为来说,无不都是依靠被当时统治者视为的非法手段进行活动并以此壮大自己的,比如说,他们接受当时中国的“敌对势力”苏联共产党的捐款捐助,并将所得用到反(独裁)政府的武装斗争和颠覆政权中去,对这样的捐款活动,显然是难免要受到当时的统治者(国民党政府)禁止甚至是打击的。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中国人还从来没有接受过像当年共产党那样接受国外“敌对势力”旨在开展武装斗争进行颠覆国家政权的捐款捐助活动,即使是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国人也没有接受过具有政治目的的捐款捐助,大都是处于人道主义动机向正在生命垂危的绝食学生们进行捐款救助的,可就是这样的捐款者,竟然在后来也成了当政者们眼中的“敌对势力”并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由此看来,中共在历史上对待捐款的做法及其注解不但是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也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因为是,在他们认为需要捐款和捐款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任何捐款捐助都可以接受;在他们认为不需要捐款或者是捐款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任何(包括道义)方面的捐款都是要受到批评或者惩罚的。

   好在在这次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文明姿态,接受了来自全世界人民的捐款救助。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许多与人道主义不和谐的现象,比如说,民间维权人士黄琦、黄晓敏等在向地震灾区捐款捐助后,却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传讯和逮捕,可见,在同样的人道主义面前,中共又有了不同的标准。

   在此次举世关注的抗震救灾活动中,捐款数额之多少好像成了一个是否爱国爱人民的标识,给人们的感觉是,好像是捐款越多的人就是爱国爱党爱民最热忱的人,就拿姚明来说,开始捐款甚少,后来在网友的指责下,他又增加了捐款数额,结果是闭了民众的嘴。但是,我们同时也遇到另一种情况,很多国内国外的捐款及其捐款人并没有为公众媒体所报道,比如说台湾总统马英九所捐献的20万新台币就很少为人所知。于是,也就引起了余杰询问“胡锦涛究竟捐款多少”的文章。

   据网上报道,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头交了“特殊党费”用以到抗震救灾,我不知道他们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特殊党费”是多少,但我所知道的是,基层共产党的党组织也分别交了“特殊党费”,我所在的徐州市基层党组织也程度不同的交纳了“特殊党费”,有二位在九里区工作的党员曾亲自对我说,他们一个月的工资(2000多元)全部被扣下作为“特殊党费”交了上去。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对他们被强行扣除的这么多“特殊党费”颇有微词,他们说,这是他们所在的区政府为了完成上级的指标而采取这一措施的,再说,扣除了一个月的工资也的确影响了他们的日常开支和正常生活。仅从这一现象来看,如此交纳“特殊党费”的做法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即使是共产党员,也要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和生存权利,你说都把人家的工资给扣除完了,他们又如何生活呢,毕竟共产党员也不是钢铁练成的,他们也食人间烟火啊!

   总之,我认为:捐款是善事,是有能力者向无能力者、强者对弱者无条件的道义援助,只要捐款不是用以到政治、军事目的及其颠覆国家政权活动为目的的,都应该给予肯定和表彰,政府既不应该干涉和强求,也不应该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更不应该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将其政治化,甚至是对那些原本是怀着善良道义心肠的捐款者们进行莫须有的迫害。一个政府如果做到了这些,它也就是真正的成熟了,它也将会在任何历史时候和任何天灾人祸面前获得人类社会的支持并无往而不胜之。否则,也只能是事与愿违,只能是在扭曲人类文明价值的同时,将自己推向反规则的错误道路上去。

   最后想说的是,任何人的捐款和再多的捐助也都对在这次地震灾害中那些死去的生命无济于事。我们唯一能够告慰他们在天之灵的是:我们活着的人应该为了免除人类的灾难去努力认识这个世界和如何管理好这个社会,而不是让这个世界处于无知中,让社会蒙蔽在昏暗里,让人们沉睡在愚昧下,如果我们永远面临的是这些,我们那些不幸死难的同胞不仅是难以闭上眼睛,更可怕的是人类的灾难也将永无休止地伴随着我们——这才是我们所有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捐款捐助者们必须清醒的关键问题。

   2008年6月21日星期六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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