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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四”之痛

郭少坤

   前天,刚刚在网上看到《自由圣火》关于“六·四19周年纪念”征文通告,正在思考如何响应并写这方面的文章时,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是两位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我问她们是干什么的,她们说是徐州师范大学的学生,是根据街道办事处提供的信息,找我来调查残疾人状况的。于是,我把她们很客气的让进屋内,并按照她们《调查表》的要求,在她们帮助下,填写了相关内容。

   填完后,她们看了看我说:“在我们的调查中,像你这种情况还没有,怎么一个因公负伤残疾的警察会没有医疗保险和人身保险!”我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和优越性。”她们似解非解,要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下子又触发了我压抑的感情,我感到有话要多她们说。

   于是,我用手指了指挂在墙壁上我与王丹的合影照片,指着王丹说:“你们认得他吗?”她们认真看了看回答说:“不认识。”我说:“他叫王丹,是1989年学潮期间的学生领袖之一,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有的牺牲了,有的做过牢,王丹也做过牢,现在流亡在美国;他也是我的朋友,也正因为如此,我被辞退而离开公安局,后来,又因为农民被判刑,你们想,我没有了单位和工作,又如何有各种保险呢?!”她们听后,互相对望了一下,显得很惊讶。接下来,我问她们:“你们知道或者了解王丹吗?”她们淡淡一笑,说:“不了解,你说的那个时候(1989年),我们还小着呢,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又问:“你们的父母亲也没和你们讲过那时候的事情吗?”她们说:“从未听父母亲说过,真的不知道。”听后,我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难过,望着眼前这两个原本青春活力四射的女大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却感到她们有些苍老可怜,因为刚刚发生在不久前的那么大历史事件,竟然为她们全然不知。更让我感到可悲的是,昨为她们曾经历甚至参加过八九“六四”的学校教师,也没有向他们的学生们透露过此事,可见,这些年青的大学生们真的是被现实彻底愚弄了。

   接着,我又用手指了指摆在书架上的许多照片,我指着鲍彤先生寄来他们夫妇的照片,问:“那位老人你们认识吗?”她们说“不认识”,我说:“他就是原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他因为支持民主,被判刑了。”他们“啊”了一声,我又指了指我和林牧先生的合影说:“这个老人你们显然也不认识,他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也因为追求民主大业被多次关押。”她们显得很惊讶,说:“怎么共产党的总书记秘书也会犯错误?”我说:“别说是他们的秘书,就是他们也没有幸免于难。”她们问:“他们都还活着吗?”我感到哭笑不得,心想:真不知道她们这些大学生还知道什么?!

   送走了她们,我一下子躺倒在床上,陷入了长长的沉思。

   我思:思那19年前的此时此刻,思那空前的波澜壮阔场面,思那波谲云诡的政治局面,思那同仇敌忾的磅礴激情,思那冷酷无情的官僚集团,思那热血沸腾的有志青年,思那武装到牙齿的人民军队,思那手无寸铁学生民群众,思那隆隆的坦克,思那枪林弹雨下的血肉之躯,思那忠实的历史,终于记下了永不可忘的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运动——六四。

   “六四”是什么,六四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民也需要结束独裁专制,也需要自由民主和人权法治:“六四”是什么,六四是照妖镜,它照出了人鬼正邪的嘴脸和是非曲直的底线:“六四”是什么,六四是关系到中国人是继续做奴隶还是当家做主人的一次决斗及其精神展现。然而,在无情的现实中,六四之梦被没有敌人的对手给粉碎了,从而,六四也就只成了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的记忆符号——也许,这才就是“六四”运动的真正悲哀!

   可让我感到的真正痛处和悲哀,已经不仅仅是只有被记忆的悲哀,而是它甚至连被记忆的价值也慢慢被消蚀了,这不是岁月的无情,而是人间的有意,也就是说,“六四”之所以导致今天的这种结果,真的是人间的无情和故意。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不久的过去和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就可以得到这一准确的结论。

   且不说在“六四”期间所有参与者和全民的激情了,就是在六四被武力镇压下去后的民众激情仍然没有完全被扑灭,无论是在海内外,每到六四的纪念日,总有着非常高调的纪念活动,人们对六四的和追求及其精神仍然没有减灭,各种自发的纪念活动和呼吁书纷至沓来,同样让人看到并寄托着某些希望。记得九十年代初期,有林牧先生、许良英先生和六四期间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王丹等人一次又一次的呼吁活动,使得民间看到了民主的很多生机,但是,随着王丹的再次被捕和后来的驱逐出国,一时间的民运活动顿时锐减了不少(也许是我的个人偏见,因为当时我在公安局工作只和王丹有联系,也只能通过王丹得到一些有关材料)。后来到了1998年,由于我被迫离开公安局投身民运,才看到了九八的组党高潮以及其他民主活动,并通过那些活动加强了对民运的认识。但是,由于当局对组党活动的残酷镇压,一些民主党人士相继入狱和被驱逐出国,国内的民主浪潮再次陷入了低谷。“六四”精神也相对陷入低潮。

   当进入21世纪的中国以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胡佳、吕耿松等人为代表的民间维权运动如火如荼时,我们虽然为“六四”的被冷却感到遗憾,但我们看到“六四”精神——追求自由民主——仍然在高扬,虽然是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捕之后,使维权运动举步维艰,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公民的觉悟及其付诸的行动形式已经在慢慢取代过去那些单调的联名政治活动,包括针对“六四”的呼吁和纪念,因此,应该说值得欣慰的。

   我之所以说有着“六四”之痛,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致命弱点,尤其是“六四”参与者们的政治素质之低,人格之脆弱,既得利益传统观念的陈旧,当然,也包括我本人。现实中,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振臂高呼的学生们不见了,那些为了自由民主而流血牺牲的志士仁人(包括他们的亲人)现在也不见了,现在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有人问我“柴玲和吾尔开西那里去了”?当然,我不知道,也无从回答。我只听说现在的柴铃在美国做生意,吾尔开西在台湾,还知道在国内当年的一些学生领袖大概情况,如朋友马少方在深圳做生意谋生,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经商,我在接触和了解到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在残酷无情的现实面前,也只有低调生存。不过,他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如马少方先生就表现的不卑不亢,在谋生之际,还仍然行使着自己的公民权利,并且在不遗余力的帮助困难朋友(我本人在被迫流浪和儿子到深圳谋生时都受到过他的大力支持)。而有的朋友则不然,只顾自己做生意,而且为了害怕一些政治敏感朋友的接触故意避之,我在2004年在上海看病时,本想见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可他一听到是我就把电话给挂了,真的是令人感到心寒和痛苦。还有,我本地一个“六四”期间在学校非常活跃的大学生,虽然在我遇难后也帮助过我,但是,他的爱人(也是当年的同学)却提醒他不要再继续和我来往,以免他仕途受阻,果然,这位朋友在远离我之后,当上了单位分管领导,年薪达10万之多,……

   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到这么一种可怕的情况:在整个社会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存或者是为了生存得更好更舒服些,又有几人还在为了理念和信仰而去“奋斗”呢?!用共产党的话说我就是:“有几个像你那么傻的,放着官不做,放着国家待遇不去拿,干吗非得和共产党较劲,就你那几个人能斗过共产党,干紧老老实实吧。”说实在的,这些话并不是共产党对我一人讲的,也是他们对付我们所有矢志不渝追求自由民主人士所使用的统一武器,也正是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武器,着实刺中了很多人的软肋,使得他们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望而生畏,使其在掌控着国家所有政治、经济资源的共产党组织面前,不得不考虑生存和活着,从而也只有服从共产党的摆布。就拿我来说吧,且不说是去为了自由民主奔走呼号了,就自己的个人冤假错案也只好搁置下来,因为,共产党想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比如说,它可以给我多少我就得吃多少,它可以给我看病也可以不给我看病,它可以让我上访也可以因为上访把我再次抓起来,它可以叫你什么时候上访你才能什么时候上访,如此等等,作为我这么一个并没有真正男子汉的决绝精神和敢于为了真理不怕死气概的窝囊废也只好由他们来任意摆布了。具体地说就是,我之所以不敢在今天上访,就是害怕被捕,因为奥运会就要召开了,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会随时随地把国家法律和公民权利击得粉碎,何况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在我的墙壁上,高挂着于浩成老师赠给我的条幅,那上面写着“民不自由勿宁死”,可认真想一想,我们不都是在不自由中生活着吗,可谁又因为不自由心甘情愿的去赴死呢?!

   在此形势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的这种局面了,专制的高压,人们的怯懦,经济利益的引诱,生命求生的本能,还有政客们玩弄政治的技巧等等,的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大业形成了暂时无法逾越的屏障,这就是“六四”之痛的根本原因。

   每当“六四”到来之际,我们除去可以看到有自由度的香港同胞敢于上街头纪念之外,也只能在网上看到零零星星的纪念,特别是那失去儿子的丁子霖,那勇敢的“四君子”之一——刘晓波比较活跃的身影,再环顾其他,的确显得冷冷清清。因此,我想,如果当年那么大的一场旨在改变中国的全国全民运动,只是在这几个人来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并以此为纪念的话,有那么多当年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都在此时此刻漠不关心的话,这才是“六四”真正的不幸和悲哀!而且,这远比本文开始提到的当代大学生因为被愚弄对历史一无所知还要可怕得多。

   今天,我们提出纪念“六四”,已经决不能只停留在六四自身的意义层面上,更不应该因为我们是六四的牺牲品,因为自己死了亲人,自己失去了工厂作和自由等因由,为了报复去情绪化的纪念它。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正因为六四的失败,才导致了我们中国自由民主的止步,才导致了物欲横流、人心匮乏的社会扭曲,才导致了腐败丛生的政府,也才最终导致了汶川大地震死去大多数都是学生的民族不幸。我们不难想象,如果通过六四成功的建立起了一个民主政治政府,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国家灾难和不幸,或者说是即使有了灾难也会最大限度的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因此说,六四的灾难不仅仅是我们参与者和支持者们的共同不幸和痛处,而是因此阻碍了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举国不幸,乃至是世界文明的不幸。不了解到这一点,恐怕,我们的纪念会失去意义,那才是六四真正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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