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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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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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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制度的接班危机:从华国锋看

   来源:观察
   
    华国锋去世了。
   
   作为一个转折时期的转折人物,华国锋的生涯极富戏剧性。他火箭般窜升,君临天下,成为毛死之后中国的最高领袖;并逮捕毛妻及其政治帮派。不久,又流星般坠落,王冠堕地,成为可有可无的政坛隐匿者。

   
   华国锋其人,用四川话来说,是“面带猪相,心里瞭亮”。看起来肥头大耳,忠厚老实,但并不缺乏在中共这个大染缸里浸泡久了后的农民式狡猾。
   
   华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事件:其一是周恩来去世后被毛任命为总理,并被指定为接班人,其二是毛去世后担任中共党主席,与叶剑英汪东兴等联手,突然逮捕毛妻江青及其同党,结束文革。其三是在主政期间因坚持毛路线,在权力斗争中被复出政坛的邓小平击败,黯然辞去最高职务。
   
   这三件事都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特别是逮捕江青等人,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捩点。因此,华国锋其人,虽然今天三十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对之已经不甚了了,他仍是一位被刻进了历史的人物。
   
   华,作为已经占据党政军最高权位的“英明领袖”,不旋踵间,三下五除二就被对手搞下了台,这在中国这类国家,还是罕见的现象。何以至此?
   
   关键在于,就“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看,华国锋都占了劣势。
   
   天时者,毛去世后之天下大势也。其时,唐山大地震刚过,该城犹如当时中国之缩影,满目疮痍,经济濒于崩溃,举国鸦雀无声,道路以目,冤狱遍地,天怒人怨,人心思变。一个“变”字,囊括了当时中国天时的“核心”。但是华国锋最怕者,恰恰就是这个“变”字。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于毛,变了毛的路线,华的权力就失去其凭借,就悬空了。因此,虽然他权衡左右势力之强弱后倒向了右翼,为了防范自己成为江青的傀儡而借助右翼军方势力逮捕了江,但他一辈子的直觉都非常明确:必须保卫自己权力的来源,坚持“照过去方针办”,因而他对邓小平10月10日的表态信不予理睬,并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此公开地抗拒“变”,他也就站到了天时的对立面。
   
   地利者,皇城根下中南海的盘根错节的地气。华国锋从湖南调来京城不久,熏染尚欠火候,尚不知皇天后土的东西南北也。因此,在北京,他缺乏地利之便。
   
   人和者,北京官场左右上下之人脉“和谐”之谓也。华国锋,先以逮捕江青等人开罪了毛氏极左帮派;后又压抑邓氏出山,从而结怨于邓胡诸右翼大佬;而对于与自己联手宫廷政变的汪东兴、吴德等同党,当他们一个个先后被整肃失势下台时,华不仅未出手相救,甚至有时落井下石。从宽宥的的角度说,他是不仅缺乏保护政治同党的意愿,也缺乏保护他们的实力。因此,他成了政治“绝缘体”,左右中,几边都不靠,几面不是人。如此,“霸王别姬”是迟早的事。正如所料,身为中国的“新天子”,华国锋其时正逐步向光杆司令演化。据此,他被褫夺最高权力也就指日可待了。
   
   与华相较,当年邓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都占有优势。他被毛整肃,“三起三落”的经历使他如神迹般被民众崇拜,从而自然代表了“天时”——“变”,也就是所谓“改革”。论地,他有京城串联之地利。论人,他有党政军内深厚的人脉。“天地人”当时邓小平都占全了,他能取代“英明领袖”而摇身一变为“核心”,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华国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悲剧在于,是他,在风雨飘摇的历史关头,冒了风险,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可能性。然而,新的可能性却不属于他。华的权力来源,他的合法性基础,他的政治才能,他的意识形态底色,使他没有抓住这一可能性,而是为人作嫁,让他人去收获了巨大的政治果实。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宿命。
   
   此外,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在华当政期间,有些直接是“照过去方针办”而酿成的新罪行。政治犯良心犯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等的死刑,就是在华任最高领袖时执行的。无论华是否亲手参与过问了上述案件,他都难辞其咎。这些罪孽,也将刻在他的墓碑上。
   
   回览华国锋其人,可以领悟共产党政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何以总是出现危机,常常发生政变。无疑,是因为没有一套制度性的转移权力的规范(如现代的选票,如历史上的长子继位)可供遵循。于是,刀光剑影血腥政变,就成为此类国家接班时期的家常便饭。笔者常称其为共产国家权力交接的“癌症”,无法治愈。有鉴于此,仅仅因共产“癌症”迸发时的非人道性、残酷性,共产制度也无法为它自己的生存作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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