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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金牌就是一切?---从中国体育“三座丰碑”说起

   何谓中国体育“三座丰碑”?陈镜开,戚烈云,容国团是也。
   
   陈镜开(1935-),原籍广东东莞石龙,1956年6月7日,他在上海参加中、苏举重友谊赛,在56公斤级比赛中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奇保持的132.5公斤的挺举世界纪录。这是当代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纪录。同年他分别以135公斤和135.5公斤两次刷新了这项世界纪录。
   
   戚烈云(1934-),原籍广东台山,生于香港。1957年5月1日晚,在越秀游泳场举行的广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泳表演赛上,以1分11.6秒的成绩一举打破了当时由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V·斯沃齐尔保持的1分12.7秒的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游泳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容国团(1937-1968),廣東珠海人。1959年4月5日在西德多特蒙德,荣获第25届世界乒乓球賽男子單打冠軍,是头一个夺得世界冠军桂冠的中国人。
   
   正如《广东体育精英大观》开篇所言:
   
   陈镜开一声怒吼,戚烈云劈波斩浪,容国团震惊世界,宣告了中国人被诬蔑为“东亚病夫”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特别版第一页)
   
   对此,50年代的广州市长朱光,曾在《调寄望江南》的词中吟唱道:
   
   广州好,体育惠同群。人健国强情奋发,容陈戚艺冠全军,大任岂斯文。
   
   这三位广东健儿,担当了改写当代中国体育史的“大任”,不仅为南粤乡亲父老争光,更为亿万炎黄子孙争气,堪称“辉耀千秋”!
   
   然而,体育事业只是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毕竟不能作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奥林匹克运动虽然以“更高,更快,更强”作为竞赛口号,其根本精神却是“志在参与”,终极目标在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增进各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从这个意义上,50年代大陆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完全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即所谓胜负是暂时的,友谊是长存的。无论国内国际的比赛,均应贯彻此方针,这样才能达到和谐。
   
   至于体育,当时毛有个题词,道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也讲得很好,上述朱光市长的词:“人健国强情奋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应由于毛罪恶累累而因人废言。
   
   可惜,在极左路线肆虐下,大陆体育事业扭曲变形,沦为政治的工具。在“友谊第一”的幌子下,中国乒乓球队“打假波”,赛前就由领导内定了冠军人选,如要求保证庄则栋“三连冠”,其他队员哪怕与庄各有千秋,临场发挥得好完全可能取胜,但也硬性规定“许败不许胜”。
   
   1987年第38届新德里世乒赛,何智丽拒绝让球给队友管建华,最后勇夺冠军。由于违背了领导意旨,事后她当然没好果子吃,以致负气离队出走日本。但此次进入决赛之前,她本人也曾接受陈静让球。
   
   这种“打假波”,最大的受害者是焦志敏。她在1988年汉城奥运女单半决赛中,让球给李惠芬。可是,决赛时陈静击败了李,夺得首次成为奥运项目的乒乓冠军。焦只获铜牌,成为终生遗憾。之后焦退役留学瑞典,过了一年远嫁韩国,从此再未参赛。
   
   缅怀往事,她说:“八年的國際比賽,我讓了五次球,所以不想再打了。”
   
   大陆国家队非但内部“打假波”,对北韩也曾“照顾”,把小型国际赛的冠军让给“朝鲜战友”。这些无疑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极大亵渎,对国内外广大观众的侮辱与轻蔑。
   
   不过,近年来北京当局又改变了“既定方针”,再也不讲什么“友谊第一”,而是宗奉锦标主义,金牌挂帅。尤其争夺奥运金牌更是不遗余力,志在必得。
   
   归根结底,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让体育从属于政治。通过在国际重大赛事夺标,转移民怨沸腾的百姓的视线,增强“凝聚力”,从而增加其执政的“合法性”。
   
   2004年雅典奥运,大陆夺得32面金牌,次于美国的36面,而较俄罗斯的27面为多。但若计算金银铜奖牌总数,则大陆所得63面,远低于俄罗斯的92面(美国是102面)。为了突出战果,北京将奖牌榜按金牌多少排序,其位居俄之前。这里面,似乎有点鸵鸟心态。
   
   有人估算,32面金牌投入经费高达上百亿元。这笔钱可以兴建多少间希望小学!
   
   呜呼,奥运金牌“含金量”如斯巨大,值得吗?
   
   文末还要提一下,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豪言知名的容国团,担任中国女队教练,勇于改革,该队于1965年首登世乒赛女团冠军宝座,容厥功至伟。但文革中不堪虐待,与姜永宁、傅其芳相继自杀。这与上述金牌“含金量”超大一样,属于体育政治化的恶果,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匪夷所思的可悲现象,不能不令人慨叹。
   
   (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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