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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请谁吃糖果——作家诗人高下辨

   
   “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
   
   这是鲁迅先生《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的一段话。(《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33页)从中可见欧洲人对诗人尊崇之一斑。
   

   其实,鲁迅的转引与原文略有出入。海涅(1797-1856)原诗是:
   
   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 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些珍品/却无需破费一个小钱。。。(诗集《还乡记》,第66首)
   
   由此看来,诗人自视更高,他“自己做了上帝”!不过,这倒并非海涅本人夜郎自大,而是欧洲风气使然。大抵自希腊《荷马史诗》始,诗人便被公众看作缪斯的使者,备受敬重。其后但丁、莎士比亚、拜伦、歌德、普希金。。。等等,莫不星光熠熠,令人仰视之如神祗。
   
   不过,若干小说家也陆续崛起,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和列夫。托尔斯泰在文学殿堂中巍然屹立,其鸿篇巨制构成坚如磐石的根基,使其足以和诗坛泰斗分庭抗礼,平分秋色。
   
   推想这些小说大师在离开红尘的一刻,必定收到上帝的请柬,于是升天之后,也“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
   
   倘说那都是神话世界的事,臆测而已,当不得真。那么,百余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实告诉我们,能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该项丰厚的赏赐者,几乎全属小说家和诗人。其中,又以长篇小说巨匠居多。而纯以剧作或散文夺魁者则极为罕见。
   
   这种重小说(长篇小说)与诗歌,轻戏剧与散文的现象,在北美与大洋洲的英语国家也成了文学界的主流。所以,以英语写作的哈金在一次访谈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文學有結構,有層次和等級的,過去的傳統裏最高就是詩歌了,現在可以說是長篇小說,最底層就是回憶錄”。
   
   如果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比较,中西文学观的确大相径庭。就拿古诗与散文两者来说,可称难分高下。《诗经》虽属经典,孔子甚至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但在“四书五经”里,以部头计,它仅占九分之一。其余八部基本上都是散文(《易经》有点特别)。
   
   如论作者,则《风》、《雅》、《颂》的作品全属佚名,无可稽考。不像“四书”和《春秋》,作者名传后世。至于诸子百家,还有其后的《史记》、《汉书》更以散文体著称,庄子、墨子、韩非、司马迁和班固等大家,饮誉中华垂二千年。毫无疑问,他们仙游之后,都应该有资格获得上帝的款待。
   
   当然,同样可以“围着上帝吃糖果”的,还有屈原以降一大批古代中国大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等。
   
    那么,“文起五代之衰”的韩愈,以及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苏轼除外),就不够格接受上帝的请柬吗?
   
    对此,哈金认为:“在中文文學裏,散文很重要,但在英美文學裏,散文屬於次要種類,比小說低。從某種意義上,散文不屬於創造性文學。“”他又说:“因為詩是語言的精華,語言的最高程層,很多大詩人都寫的很少,他們還是偉大作家,因為他們在頂尖上。”
   
    这样说来,洋上帝很可能视韩柳等如无物。于是,只好寄望于土上帝(轩辕?),另外安排一个天上的乐园,让古代的“七大家”,明清的袁枚、桐城派诸子,以及近现代的梁启超、朱自清等名作家,也能在那里吃糖果。
   
    其实,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炎黄子孙的文学观未必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如果这种接轨意味着全盘西化的话。就像吃糖果,北京人爱蜜饯枣子或冰糖胡芦,美国人钟情巧克力。我们无需改变自己的喜好习惯。
   
    “文无第一”。文学内部四大门类更难分等第。有作品传世者便可称不朽,不一定入于“伟大”之列,例如“十年磨一剑”的贾岛。古今中外,能称“大诗人”、“伟大作家”者,究有几人?对于读者而言,又何必在意其心仪的作家是否“在顶尖上”?
   
   (0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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