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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EQ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很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
   
    以上的话,见于沈从文先生(1902-1988)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末段,讲演题为《从新文学到历史文物》,时在1980年11月20日。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所编《生之记录--沈从文随笔》(2007年,194页)。
   
    这篇演辞结尾是这样的:

   
    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获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做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同上)
   
    在这篇演讲的中段,他说道: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192页)
   
    沈从文真不愧为当过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的语言大师。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当时正值文革结束才几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初。作为“出土文物”的沈从文,属于较早的一批获准赴美讲学的知名文化人。从当局而言,此举富有恩赐的意味。而受惠者自己,当然要感恩“识相”,粤语称为“识做”,即不要令施恩者难堪。
   
    所以,演讲的分寸就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要让东道主美国人得到他们渴望知道的信息,而不致听讲后怅然若失;又要为北京当局隐恶扬善,而切忌出言不慎“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要尽可能一吐胸中块垒,而不过分自律憋得难受。
   倘能如此达至三赢,便属“绝妙好辞”。
   
    沈从文先生举重若轻地做到了!
   
    他没有回避毛时代的严酷:“很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成了古人”。这句话真是可圈可点。这里面没有“含冤去世”,“投湖自尽”,“死于非命”或“郁郁而终”之类负面的字眼,却能引人遐想,甚至催人泪下。
   
    这些作古的文化精英何故丧生呢?“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什么“环境”?实行一党专政的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暴政。什么“新变化”?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胡适、反胡风、肃反、反右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艺整风,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政治运动是也。真是卅年伤心事,尽在不言中!听众自可领会。
   
    至于其本人遭遇,他巧妙地提到:“外面的传说”“不太正确”,言下之意,并非完全与事实不符,包括“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那都是有的。
   
   但他并没有“备受虐待、受压迫”,因为除红卫兵冲击外,当局的确从未对其有过“虐待”或“压迫”。50年代初他服药自杀,也真是“自杀”,无人逼迫。而“不能自由写作”,则“在新中国”并不独以他一人为然。
   
    这样的澄清其实已向听众传递了真实的信息:“新中国”的作家处境困难,备受虐待、受压迫者,大有人在,只不过因为他“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才得以幸免。
   
    写到此,笔者不能不佩服沈先生的EQ之高。他在一度自杀获救之后,大彻大悟,审时度势,改事与世无争的古文物研究,面壁数十年,终于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煌煌巨著,填补学术空白,垂范后代晚辈,堪称功德无量。
   
    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并且享有“乡土文学之父”的美誉,(百度百科)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远离文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的损失。但也正如其本人在上述演讲中所言:“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同上,194页)
   
    诚然,中国因此少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曾两度被提名,仅仅因为逝世稍早而痛失获奖机会),但中国文化史却增添了一座丰碑。这不正像其引用的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西谚有云:是金子总要闪光!验之于沈从文先生,信焉。
   
    “金子”里少不了高EQ!
   
    (0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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