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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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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民加油!“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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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毛时代中共愚民新手法及其恶毒影响(三)

   
   ●民族主义煽情和夹带式的隐晦洗脑术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正是从九十年代--“八零后”群体成长关键时期开始,中共的政治宣传不再以马列毛思想理论的洗脑为主,甚至连赵紫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都不提了,而是以民族主义煽情为主。

   中共的意识形态,因为“六四”大屠杀而彻底破产,为了避免因意识形态破产而步前东欧、前苏联共产政权垮台的覆辙,邓小平慌忙于一九九二年后抛出“不问姓资姓社...”的口号,中共从此竭力回避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挂羊头卖狗肉”、瞒天过海保专制。而要在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政权合法性丧失)的的情况下,转移民众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共政权的非法性)的关注,看似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民族主义就成了一块绝佳的、可以大做文章的领域。
   一九九二年后,中共利用中国民众非常看重强国、而比较漠视自由的传统思维特点,摇身一变,摘下了意识形态(政治)挂帅的招牌,装扮成了一个国家民族利益挂帅的政党,这个昨天还在大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邪党,就这么一下子成了权贵资本化的推手,伪装成民族的化身、强国梦的寻梦者、追寻“中华世纪”的急先锋。
   体育具有民族主义煽情的巨大功能,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项目出成绩,能够极大地满足一个民族的虚荣心。中国人素来好面子、重集体、轻个人,因此,体育成绩特别容易点燃中国人扭曲的爱国激情、在中国人中间营造出一种“国家强大了”的虚妄氛围;体育又具有“非政治化”的属性,因此,体育就成为中共民族主义煽情的突破口和主要领域。
   一九九三年,借北京申办奥运会,中共发起了体育民族主义煽情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围绕“申奥”,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国”主题演讲比赛、征文比赛、歌舞比赛...一时间,全国大中小学生都被动员起来支持北京申奥;一时间,“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等民族主义主旋律唱得大轰大嗡、声嘶力竭。哪里知道,最后关头因为朝鲜同志的“出卖”,北京申奥以一票之差败给悉尼,好大喜功的江总书记落了个灰头土脸,中共恼羞成怒之下,就顺势把申奥的失败归咎于“西方反华势力”的阻挠”,这样,不仅把中国民众虚荣心受挫的怒火引向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也更加成功地掩盖了北京申奥失败的真正原因--以六四大屠杀为象征的专制暴政在全世界不得人心,这个真正原因,对中共来说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中共成功地利用九三年北京申奥及其失败,煽起了民族主义昏热,诱使民众敌视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而2001年北京的申奥成功,更被中共当作旷世之政绩,大肆向国人炫耀,中共歪曲申奥成功个中缘由,竭力向中国民众展示自己的“国际认同”,同时却对举办奥运的条件--改善国内人权状况的的国际承诺严加封锁、讳莫如深...通过这个伎俩,中共成功营造出政权合法的幻象。
   应该承认,承办奥运会是一种很大的国际荣誉,承办奥运会的城市需要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实力,奥运会不是随便哪一个城市有资格承办的,要获取奥运会的承办权并不容易。因此,北京申奥的的成功,容易引人注目于中共国九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烘托出“国家强大了”的浓郁的社会氛围,一贯以来“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很容易陶醉于这种虚妄的“国家强大了”,从而产生认同中共统治的心理、完全忽视政治体制的停滞不前和人权状况的恶劣。当时北京的申奥成功,引发了的中国民众普遍的狂欢躁动,这很大程度上转移了民众对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的的关注。
   今年,是中共利用奥运会这一体育盛会大搞民族主义煽情最为疯狂的一年,中共不仅利用“奥运圣火”传递大肆煽情造势,鼓动党、国不分的爱国狂热,转移国内人权大幅倒退的视线,而且利用这股奥运“爱国”狂情,掩盖其政权对藏民的二荏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迫害...中共今年鼓动的民族主义昏热,在上半年非常成功地把中国民众诱骗到敌视外国人权关怀的的立场上去,中国民众,尤其是“八零后”,普遍把民运、法轮功看作是美国操纵的“反华势力”、把藏民争取人权看作分裂中国行径、把达赖喇嘛看作是西方操纵的分裂中国势力的头子。
   今年四五月间,胡锦涛根据自己对文革红卫兵运动的亲身领会,创造性发起了海外愤青红海洋群众运动,中共使领馆操纵的海外愤青,利用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自由,以“爱国”(保卫奥运圣火)为借口,声讨西方政府和媒体,疯狂攻击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民运、异议人士和法轮功,一时间群魔乱舞、气焰万丈...如果不是惨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散了中共民族主义煽情的如意算盘,重又将所有的关注目光聚拢于中国国内,胡主席向国外输出“红色运动”的民族主义煽情保专制的大手笔又将提前得逞。
   一九九二年后,即使在政治宣教领域,中共也采取了新的手法:直接的政治宣教少了,政治愚民洗脑更多地以时事报道、评论中夹带私货的方式进行,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其最常用的具体手法就是利用体育成绩、经济发展成果大做文章,甚至不惜利用天灾人祸事件大搞扭曲报道,“坏事变好事”...通过此类新的伎俩,中共精心装扮成民族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以“爱我中华”、“中国加油”的动情口号骗取人们的支持,故意把水搅混,掩盖罪恶,造成党国不分,从而浑水摸鱼,巩固统治。
   一九九八年发生的长江流域特大洪灾,被中共江泽民中央借以大肆宣扬“军民鱼水情”、借抗洪抢险粉饰中共爱民假象,以骗取民心;萨斯事件本来是胡锦涛为了“按时”当上国家主席下令隐瞒疫情造成的人祸,却被中共胡中央宣扬为“众志成城”和中央“英明果断”决策的胜利,胡锦涛明明是下令隐瞒非典疫情的祸首,在非典大爆发,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又急忙上演“公开化”和“问责”的“新政”把戏,反正圣明的总是党魁,遭殃的总是百姓;汶川大地震的惨剧,很大程度上是中共胡锦涛中央隐瞒地震警情的人祸,地震死难者的白骨,却被中共用来搭建成宣扬“抗震救灾”胜利成果的平台,高声吟唱“民族凝聚力”、“党政军民心连心”等“和谐社会”主旋律,在中共的“造势”下,许多大陆青年居然瞪着懵里懵懂的眼睛,向着因学校豆腐渣建筑痛失儿女、正在呼天抢地的四川灾民欢欣鼓舞地叫喊:“中国加油”!
   至于美国“误炸”中共国驻南使馆事件、中美军机对撞事件,对中共来说,简直是美国送上门来的大礼,江泽民的贼眼珠简直无须打转,就知道这是证明美国自由、民主、人权“虚伪性”的绝佳素材,这是转移民众视线的特效迷魂药;于是,中共通过手中的宣传机器,把事实轻轻松松地拿捏几下,全中国立立即涌起了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怒潮,全民热情被引向反美反西方、远离自由民主的方向,中共不仅乘着这股朝向美国的怒潮,安安稳稳地渡过了“六四”十周年危机,还于“六四”以来第一次捞足了老百姓的情感认同,俨然成了中国国家民族的化身。可怜那些因为这两件事而“义愤填膺”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两件事,中共背地里笑歪了嘴,对中共来说:美国炸驻南使馆炸得好;飞行员王伟死得好,感谢美国还来不及。
   在一个不再全封闭的社会中,因为存在一定的信息比较,赤裸裸政治宣教洗脑容易引发人的逆反心理,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工作“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以上这种夹带私货的较为隐晦的政治宣教,不仅不容易激起人的逆反心理,而且,因为它以“爱国”的面目出现,很容易为理性薄弱、虚荣心很重的中国民众接受,尤其容易为对中共国历史一无所知的“八零后”年轻群体接受,这就是“八零后”群体愤青“五毛”最多,被洗脑洗得特别“干净”的另一个原因。
   “八零后”群体因为对中共国历史最为无知,对中共放毒毫无免疫力,而且在整个九十年代,“八零后”又处于确立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青春期,因此,他们受中共民族主义煽情等愚民新手法的毒害最广、最深,因此,“八零后”群体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愤青比例最高、参与愤青运动最狂热的的群体,“八零后”群体自由民主素养之低劣,比起臭名昭著的胡锦涛一代人(“四零后”),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节明 成稿于民国九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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