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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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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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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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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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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来源:观察
    看了杨澜女士在《南方周末》上的访谈,我有一种突然在一盘美味的菜肴中吃到苍蝇的恶心的感觉。杨澜侃侃而谈,逻辑缜密,言辞锋锐。我不禁感叹:这位曾经风度优雅的女子,何时变得居然可以将假话说得如此义正词严?在此之前,杨澜是我颇为看好的中国的电视主持人之一。几年前,我在接受《新周刊》访谈时,还赞扬说,杨澜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有一定的“文化感觉”的女性电视主持人。然而,纵观她此次在吴征假学历事件中的激烈反应,我不得不将“骄狂”这个词语与之联系在一起。
   
   杨澜是名人,经营媒体,有话语权;杨澜又是商人,坐拥金山,有“会当凌绝顶”的良好感觉。长期与权贵为伍,她也成为权贵的一员,在中国当权贵可以享受“法外之民”的待遇。因此,浸淫其中的杨女士早已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意见了。对于公众对吴征假学历的揭露,她一言以蔽之,统统称之为“有商业用意的、有组织的攻击”、是“匿名”的“栽赃”。然而,这样的反击毫无根据。据我个人有限的阅读,在媒体上对吴征事件发表署名文章的作者有:身在美国的曹长青和方舟子、在加拿大的赵平波、吴征的同学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等。在方舟子、曹长青、赵平波、余杰、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对吴征及杨澜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杨澜依然辱骂批评者都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如此众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救夫心切”,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至于“有组织的攻击”的说法,正如美国多维新闻网所指出的那样,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至今没有查出吴征杨澜声称的蓄意攻击的‘组织背景’,反而发现网友提出的许多疑问是符合事实、批评是合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仅与其他诸位批评者素不相识,而且与其中某些人士在基本价值立场上完全对立(如方舟子)。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究竟谁有这样大的能力,将这些经历、立场都迥然不同的人物“组织”在一起?我对吴征的批评,完全是出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信用”和“契约”的重视,我不能容忍破坏社会信用和契约的人继续逍遥下去。就我本人而言,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动员”和“组织”我去做那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此次事件的焦点是吴征“巴灵顿大学”之“假学历”。杨澜在访谈中不得不承认:“吴征已经知道它是没有被教育部门认可的。但是,他是本着学习精神,也是为了加强在商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因此他还是会有一批指导的书籍要看,辅导老师跟他有电话、传真的沟通,他觉得对他的业务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读了。”这种看似有理的解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巴灵顿大学”,是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维护的小小网站,哪里有什么受过严格训练的“导师”?更何况,博士学业岂能是通通电话、发发传真就能完成的?真个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质疑的那样:既然获取这个中、美教育部门都不认可的学位,目的仅仅在于“督促自己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又何必显目地列在个人简历之中呢?
   
   在这篇访谈中,杨澜多次指出批评者有商业目的、个人泄私愤等“可耻的动机”。在我看来,猜测对方的“动机”如何如何,是一种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诛心之论”。作为被批评者,最重要的一点,是判断批评者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批评的内容不实,可就其不实部分反驳之;如果所批评的内容属实,就应当正视现实、乖乖认错和道歉。一味地猜测对方的动机,只会让本人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之中。聪明如杨澜者,似乎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在整篇访谈中最让我愤怒的地方,是杨澜告诉记者说,她虽然无法具体说出那些“邪恶的人物”究竟是谁,但“这些人可以联络到海外一些反动人士,后者已经以真实姓名参与了”。在这里,“美丽动人”的杨澜,张出了如老虎一般的“血盆大口”——请原谅我把这样不堪的词语,加诸于一位曾充当中国申奥的“形象大使”的美丽女性身上。本来我是一名“女性崇拜者”,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女性的心灵,居然可以狭隘和阴暗到如此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将某某人定义为“反动分子”意味着什么——在反右时代、在文革时代,“反动分子”惟一的命运就是被投入监狱乃至迫害致死。杨澜女士用“反动分子”这顶帽子来定义其夫君的批评者们,她下的是一着险棋,却是一着有可能将对方置于死地的险棋。杨澜所说的“反动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频、曹长青等人。何频是多维新闻网的主编,曹长青对吴征杨澜事件的调查采访是多维新闻网委托进行的。曹长青是一位独立作家,八十年代在国内便是深受公众敬重的新闻记者。曹具有认真、深入、负责地调查采访的新闻专业素养,他与吴杨从末谋面,也无个人恩怨,更没有利益冲突。我阅读过曹长青的一系列调查文字,其内容之广泛、材料之翔实、推理之清晰、观点之可靠,无不让我肃然起敬。以“反动分子”来扣对方的帽子,杨澜的此种做法已经涉嫌损害批评者的名誉权了。从现代法律的角度来看,既然今天中国的刑法中已取消了“反革命罪”,那么“反动分子”一说又从何谈起呢?曹长青和何频虽然身在海外,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被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和任何一个法院定为有罪。他们当然享有批评包括吴征和杨澜在内的所有公众人物、以及党政高官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天赋人权”,又岂是杨澜一人所能剥夺的?
   
   杨澜以“反动人士”的大帽子来扼杀批评的声音,其用心之险恶远远超乎我的想像。这位母亲刚刚还在温情脉脉地谈论两个可爱的孩子,转眼之间便露出“借刀杀人”的狰狞嘴脸来,其变脸又是何其快也。杨女士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她戴上“反动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你可以不接受对方的批评,也可以将此类批评理解为“人身攻击”,并采取法律手段来捍卫你和丈夫的名誉,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以“反动人士”的说法来钳制舆论、妖魔化对手。幸亏现在的中国不是“反右”或“文革”时代的中国,否则,那些批评过吴征、杨澜的人,真的就可能被当局打入十八层地狱,小命难保了。幸亏中国已经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不会像那些血雨腥风的年代那样,随时随地便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动分子”了。
   
   这个时代只有“犯罪分子”,而没有“反动分子”。即便选择作为政府的反对派,也是公民应有的权利,而非一种耻辱、一种被归入“坏人”行列的标签。以“反动分子”的帽子来打击对手的做法,正是一种典型的“文革”思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杨女士,仍然被“文革”思维所笼罩,这也正说明“文革”虽然结束三十年了,但其文化已深入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骨髓和血脉之中,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不例外。杨女士救夫心切,固然可以理解;但正如何频所说:“比吴先生和杨女士个人尊严和荣誉更重要的是,公众人物必须被舆论所监督。能够面对公众监督是公众人物的基本素养。吴先生和杨女士作为媒体中人,应比其他公众人物更懂得这一点常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吴杨两位媒体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这一最简单的常识。杨澜的这篇访谈,把一次真诚道歉和深切忏悔的机会,转变成一场指鹿为马、暗藏杀机的闹剧,可谓自毁形象。
   
   媒体老板没有公信力,自然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但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媒体是否具有公信力和公共人物是否拥有公信力,似乎并不重要;像杨澜和吴征这样的“大人物”,他们看重的是一定要有“更大的人物”作为后台老板。如果后台够硬的话,即便是民意滔滔、千夫所指,他们照样可以置之不理、死不认错,歌照唱,舞照跳。而他们掌控媒体且富可敌国,自然有机会去报复那些说真话的批评者——就在我写作本文之前几天,接到了一位记者的电话,对方声称是阳光卫视的记者,希望为我做一期“人生在线”的专访。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我估计阳光卫视的拥有者,不会有如此善待批评者的雅量。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将已经发表的批评吴征的文章发给对方。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对方便抱歉地回话说,“上面”命令将该采访计划取消。这一事实印证了我的看法:“阳光卫视”其实徒有虚名——在“阳光卫视”之中,哪里有半点的“阳光”呢?
   
   ——二零零四年冬初稿,二零零八年夏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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