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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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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信
·怀想梅克夫人
·那片森林
·三个俄罗斯医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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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维度
·永远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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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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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第四种权力》
·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睡狮犹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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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来源:观察
   贵州瓮安“六•二八”事件之后,中共当局除了以铁腕镇压抗议民众之外,也象征性地惩处地方官员,在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将四名官员免职,他们是: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此四人为瓮安县最有权势的官员。为了确保奥运会的顺利召开,以及在奥运会前夕尽力营造“和谐”气氛,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中央不惜拿地方开刀。但是,中央始终没有觉悟到的关键问题是:祸乱的根源其实不在地方,而在中央;不在个别官员,而在政治体制。
   
   四名官员突然被免职,是否“大快人心”呢?然而,他们究竟对此事件负有何种责任,相关报道始终语焉不详。对此,民众是没有“知情权”的,政府有关的“信息”也不会向大家公开。因此,这远远不是民众力量的胜利。其次,继任的公安局长并不是民选的,而是由上级任命的。《新京报》在报道中特别指出,“新任公安局长曾司职国安”,并公布了新任公安局长庞鸿的简历——庞鸿此前为贵州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维稳经验丰富”,“四日,他同时被任命为黔南州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此一任命对瓮安的百姓而言,真可谓“前门去狼,后门进虎”。
   

   一个社会吏治之败坏,最后的危险线乃是执法部门的败坏。倘若捕快与盗匪同流合污,倘若负责公共安全的警察成为公共安全的最大危害,则此社会的法治与公义必定荡然无存,法律成为空文与笑柄,民众亦不再以遵纪守法为荣。因此,掌握了巨大的公共权力的警察,如何运用此公共权力,于社会稳定之影响甚大。今日中共的统治危机之一,便体现在暴力机器的高度腐败上。军警宪特,凡是掌握暴力的部门,均是腐败得一塌糊涂的部门。公安部在国务院各部委当中人数最多、权力最大,在每年的人代会上受到的质疑也最多。庞大的警察机构并没有为民众提供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反倒成为制造官民对立的罪魁祸首。
   
   中共一向迷信暴力,企图以暴力维持统治之稳定。然而,警察部门的枉法、腐败、暴力的泛滥,只能短暂地维持表面上的“稳定”,却导致了深层次的不稳定。此次瓮安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近期在上海、湖南张家界均发生了普通老百姓以暴易暴,攻击甚至杀戮官员和警察的恶性刑事案件,当事人并非训练有素的“暴徒”,而是一直性格内向、逆来顺受的顺民,连他们也要铤而走险、以死相搏,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瓮安事件中,许多中小学生也上街游行并参与焚烧警车和公安局的大楼,可见民众对官僚和警察已经痛恨到何种程度!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不禁感叹说:“瓮安不安,正不压邪。”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政绩不及格,“只能打五十分”。石宗源指出,此次瓮安暴动不是偶然事件,乃是必然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话虽这样说,中共当局并没有从瓮安事件中深刻吸取教训,进而改进吏治、整顿警务,乃至还政于民。相反,他们反倒认为是地方官员和警察对百姓控制不力,他们自欺欺人地将罪责推诿于“黑恶势力”身上,殊不知中共自身才是中国最大的黑恶势力——人民得救的希望便在于“去中共化”。在瓮安事件中,胡锦涛曾经作了亲笔批示,但胡锦涛的批示内容为何,却不为人所知。从特务头子庞鸿空降瓮安的决策便可以看出,胡锦涛不是下“罪己诏”,乃是大肆启用特务。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单单依靠普通的警察已经不足以震慑民众了,必须动用他们手中的杀手锏——那些更加残暴、更加凶狠、也更加精明的“秘密警察”,即所谓的“国保大队”的要员。那么,庞鸿是否能够“不负胡(涛)望”,让瓮安百姓“道路以目”、服服帖帖地继续当奴隶呢?在我看来,这一任命只能是“以油止沸”的愚蠢之举。
   
   跟普通警察相比,秘密警察确实更加凶残蛮横、无法无天。从今日庞鸿的任命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治思路乃是明代的一脉相承。有明一朝,历代皇帝均以“恐怖主义”治国,迷信暴力机器的作用,将国家恐怖主义推展到极致,造成了厂卫横行、超越法纪、荼毒百姓、为所欲为的局面。鲁迅概括说,有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明朝的特务系统便不断膨胀,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次第设立,以特务监视百官、军队和百姓,再以“特务中的特务”监视特务,无穷尽也。历史学家丁易在《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中指出:“明代帝王自身就是特务头子,司礼监是这个特务头子的参谋本部,东西厂是和它二位一体,派出去的特务宦官也和它一鼻子出气,锦衣卫又和东西厂分不开,而司礼太监又是全国政治最高指挥者的‘真宰相’,所以明代政治就是这么彻头彻尾地特务化了。”
   
   明朝的皇帝以特务治国,特务却没有让皇帝的江山变成铁打的水桶一般。特务的肆虐,吏治的败坏,致使民不聊生,生不如死。一位名叫马懋才的官员冒死上书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草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易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等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在此情形之下,难民遂揭竿而起,既然“不反死、反亦死”,那么还不如拼死一搏。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当政之后,虽然迅速清除了魏忠贤集团,但并不意味着他试图改变特务政治。朱由检诛杀魏忠贤,只是权力之争,而非正邪之别。魏忠贤垮台之后,朱由检任用特务、重用特务,跟前朝皇帝相比,更是变本加厉。《明史•刑法志》记载说:“庄烈帝疑群下,王德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吴)孟明掌卫印,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来往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无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奸细潜入,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踞踏无宁居。其徒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数十人。”朱由检强化特务组织,厉行特务政治,企图以此巩固皇权,没有想到反而使得民心日益流失,流寇日渐坐大,内忧加上外患,终于使得明王朝的社稷为之倾覆。明末嘉兴学者沈起堂拟撰《明书》,谓“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可谓一语中的。然而,朱由检至死不悟,上吊前惟知谴责臣民之不忠,“臣皆亡国之臣,君非亡国之君”。其实,没有亡国之君,哪来亡国之臣!从朱由检到齐奥塞斯库,不都是作茧自缚的标本?
   
   胡锦涛先生思考过朱由检的命运吗?是否以此作为“资治通鉴”呢?如果说明朝亡于厂卫,那么中共将亡于恶警。警察部门的腐败和暴虐,动摇了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英国专门研究政府特权部门的腐败问题的学者斯蒂芬•莫尔在《权力与腐败》一书中指出,腐败源于权力的垄断和不受监督:“如果民主监督和平衡力量弱,或者缺乏这种力量,掠夺势力就会以大规模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形式对这一系统进行渗透。随着这种破坏力量的壮大,国家经济进一步削弱,造成腐败盛行,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而被迫采取非法手段。……在公共部门任职的那些人也许会攫取巨额的不义之财,但其他人的生活只会更加艰辛。腐败只对少数自私自利之徒有好处。”我相信,如果继续拒绝政治改革、拒绝民主潮流,即便中共让国安部和国保大队这两支“党卫军”的编制扩编一百倍、预算增加一百倍,即便中共将所有的国安、国保都空降到全国各地担任公安局长,如同火山岩浆一样沸腾的民怨亦不可能中止。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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