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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你讲讲:美国到底是什么教育制度?


   
    薄熙来你讲讲:美国到底是什么教育制度?
   一、荒唐的标题:

   “美国那种教育制度下,居然能出比尔盖茨这种人”
   薄熙来你知不知道:提出这个标题得靠先已形成的“美国教育制度”的定性,只有从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某种否定出发,才能使“怎么能出比尔盖茨这种人”成立为问题----因薄公子提出的是一个逻辑悖理,因结果与原因的性质相对反。就像为父者是x型dNA,而为子者却是另一种dNA----结果与原因不相符,就成为问题。美国的教育为因,这个性质的原因却作用出比尔盖茨的价值心理,你得让人看到这是一种因果对反联系。所以这标题要求把对美国教育的定性先予给出,否则无从成为问题。薄公子的话并没交待美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教育,只能说提供给思维的前提是个空洞,空洞怎么可能证明与一个定性行为是否矛盾呢?----薄公子应知道,凡道理都是从经验里析出,你没设定美国教育以性质,就是没提供一确实经验,怎么能以无经验为条件来为一确定事实(比尔盖茨的捐巨款)找到根据呢?
   请看另外的事例:汶川地震,一支个人国际救助队,设备、吃用、路费,全自理,如果遇难,也只能自做自受,他们既不找党也不找政府,找也没用,他们也甘心情愿于政府的不管,并认为政府不管理所当然。而国民与與论也把政府的不管理解为正当。那比尔盖茨的捐款并没越出美国国民之对于同胞与祖国,而来川救助却越出了国民与同胞与祖国的关系范围----花自己的钱去为自己生命买危险,死了也只是自已负责。那“老比”捐的钱再多也是身外之物,救援队却是拿属于自已只有一回的生命来救别人。你又怎么感叹?!所以说薄熙来能说出这些话,证明了两点:一是奶油羔子气;二是只识孔方兄:不是本质上财迷,就发不出这种感叹。
   无伦比尔盖茨还是国际地震救助队,其行为都是基于他们的觉悟所达到的境界----靣对同类陷于困境,如果不去救助,那是无法忍受的,那是极大的耻辱与痛苦。他们的人生阅历已把他们造就到救助同类,并享受为救助同类所伴随的危险与牺牲负起个人最大责任,他们对救助行为所可能遭遇的代价有足够的承受,他们那由他们的觉悟来体验的人生价值就在这种献身中,就在与这种献身相伴随的危难中,他们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与适合于他们的幸福也就在这样的人性冲动中。
   这样的人生境界与这样的人性冲动是属于人类的,来自大自然的赋予,既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中国……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只属于大自然的鬼工神釜所造就的这个物类。只因比尔盖茨是美国人,而美国又的确是一个不懂什么“先进性”只懂平等性的国度。才有了你发此感叹的机会。薄公子的感叹潜含了的前提是:他得以“先进性”自了居才能去否定美国的教育,这种感叹也就证明了薄熙来的来自他所属的类的自然性已被“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异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他竟然不知比尔盖茨行为所表现的正是最正常的人性。美国人,整个西方世界都不会对比尔盖茨捐巨款感到吃惊,何哉?因为美国和西方人都生活在以人为根据,把人的存在做为不可动摇的一切联系的出发点的人伦世界中,而薄熙来出生并成长在一个非人伦的环境中,做为一张白纸的他一下生就被干巴、枯噪、虚伪、欺骗、残忍的先进性教义所包裹,他被那种实为欺压和盘剥人民的“为人民服务”铁幕所豢养,他以狼伦立场去看待发生在人伦国度里的行为,怎么会不惊诧呢!
   先不研究个人行为与教育的关系,只问美国人是不是人类成员?若是,那么人类成员还能没有人类性?又有谁能对类成员之陷困境不同情、不怜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情恻隐乃是人先天之性,又不是由党给的,而是造物主的授予,美国人也是人,它能没有人类共同的本性吗?
   那“老比”是美国人,可他首先是人类成员,得在人类成员这个普遍条件下才轮到他是美国的公民。由于是人类(自然品质)成员,就决定了他的同情心,恻隐心;由于是美国那块具体条件下的人类成员,才又决定了他的同情心恻隐心的就近释放。所以比尔盖茨向慈善事业捐560亿的款这个心态是极正常不过的。我告诉薄大公子:老比的行为不是什么民族自尊心,爱国心,而是普普通通的人性!只是因人人都处在一个具体的狭窄的环境里,从大自然那里获得的人性就条件化为民族情感或爱国心了。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的立场来考察,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情感、爱国心之类的东西,这不过是自然人被生命存在的具体条件限制后的经验说法罢了。人不能凭经验感觉到自己从类那里所分有的性质,所以类本性只能被动地表现,但人人都不能摆脱周围环境的作用,所以被动表现的人类性是通过主动的民族性和爱国性获得实现的。
   在没有讨论美国是种什么性质的教育制度之前,我们已无庸质疑地证明了比尔盖茨行为是人类性可以理解并有效解释的。我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比尔盖茨一类人物:岳飞、文天祥、林则徐、曾国藩、张自忠……陈光诚、胡佳、黄琦……甚至可以算上达赖喇麻、还有杨佳。只因具体环境、条件的不同,同一质量的人性自然性从不同环境的人身上表现出来时,就由环境条件给限制、修饰为具体色彩了。我们多次见到上世纪初造就的一些文化名人或他们的后代把珍藏一生的文物无尝捐给国家,难道这种行为的境界就比比尔盖茨低吗?所以说,中华并不缺比尔盖茨,缺的是让比尔盖茨能成为比尔盖茨的社会许可证,真有了比尔盖茨还不都是右派、反革命、敌对势力……还不都成了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酋……或者就干脆成了杨佳!
   二、现在来讨论美国的教育问题,这个问题的有效回答得依靠对一般意义的教育的研究,所以我们首先来辩析纯意义的教育。
   对教育的思辩:
   其实“教”和“育”是两个概念,教是行为,是有目的的,我们日常说的教育,及薄大公子在这里说的“美国的教育制度”里的“教育”,所说都只是这个“教”,并不包括“育”。只是不经受理性洗礼,搞不请它罢了。而“育”有两层意思,它首先是指人的自然性里的一种品质----受育性,属于潜能,授之于造物。即我们在受到外来剌激时所表现的感应性,因感应而留下映象,这映象即已“受育”的表现。但“育”又表达为由“教”所造成的结果----育化。
   文盲并不是绝无知识,不是全不能判断,相对说没受教育的人也有聪明伶例机智者,那他们的智慧是哪里来的?这就是环境育化。受不受教育人都在环境中被育化,因宇宙及万事万物都相联系着,又处在发展中,人处在世界的某一环境里,被环境事物所剌激,也就是被事物的发展、联系所剌激,所以在我们的自然育化里当然就包含有事物的联系。再说,社会中的人的活动在本质上也就是联系调整,只要处在社会中,即使不被有目的的教育,因实际环境就在伦理,对人也发生伦理育化。所以没受教育的人只是不能自觉到他在伦理,却不是说他不伦理,因为他就处在伦理条件中,他不自觉地就在伦理了;没受教育不能自觉自己有知识,却不是不在知识原则下活动,因为他就处在知识环境里。所以只要处在人类中,不问什么民族,什么语言,就都是知识的和伦理的。
   在日常生存的范围,这类知识的性质只有一个,并没有什么东方价值,西方价值,全人类也只有一个价值,即中国的“推己及人”,西方的“我让我的行为与普遍原则相一致”。
   人们说的价值差异其实是进化阶段或物质环境的差异,被价值体验表现出来罢了,价值观本身不可能有差别,如能有差别人类便不是一个物种了。难道比尔盖茨的行为所表达的还不就是这么个理?国际救助队所表现的还不就是这个理?黄琦去救灾所表现的还不就是这个理?高跃洁老人和胡佳所献身艾滋病关注还不就是这个理?瓮安“黑恶势力”,还有杨佳用自已的生命所向社会呼唤的还不就是这个理?八九年那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所指向的还不就是对党伦、对意识形态的丢弃和向人伦回归呼唤吗?……
   叙述到此,不怎么伟大的孙丰却有极其伟大的结论贡献给他所深爱着的中华民族:
   “教”并不是对什么内容都有效的,更不是对一切內容平等有效的。能通过“教”而达“育”的只能是知识(这里说的知识是指具有积极性质的知识)。如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实验心理学……等等,凡关于实在的对象的学问都是可以由“教”而达“育”;数学虽是抽象的,但它是可直观的具有自明性的,所以也可以由“教”而达“育”(数虽不能直观,但数一经被抽象出来,对它的演算却是可直观的,只是数目越大越复杂,直观所需要的中介环节也越多,越严密罢了)。凡积极知识都是全天下的公理,不论反革命、右派,还是毛泽东,胡锦涛,决不会在客观知识上发生不同认识。但在人生观问题上永远都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价值观不是由“教”,不教也照样形成(上已讲很多),在人还两眼墨黑啥也不懂之时,甚至在还只是老爸的一粒精,老妈的一个卵,他们根本还没恋爱之时,每一个人之“是”一个人就既定了,人的价值观的那些必然性要素就由“是人”的这个“是”字给绝对地规定了。在成长为人的道路上又由知识的积累(学养)和阅历所丰富和提高。
   沦丧中华伦理的第一要犯是邓小平,他个性上富于机智、应变、果断和务实,可他根本不思维,他不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而是一个不懂理论,却冒充理论家的,只知就近取利的人。请看:1989年5月13日《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对谈局势》:邓小平:“这场暴动应该让我们对过去有所省思。我曾告诉外国访客,说我们过去十年最大的错误是在教育。我的意思是指政治教育,而不是一般在学校课堂上或社会大众教育。过去我们在政治教育做得不够,出现重大疏失。前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条路线是对的。如果发生错误,表示我们放松了上述坚持,没有用它做为教育我们民众、学生和全党同志的基础。我们决不能轻忽政治的一靣。我们决不放松一党专政的基本原则。拒绝西方式的多党体制。与此同时,党也要认真解决民主和党内腐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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