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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上历史的耻辱拄

   来源:民主中国
   七九年九月十五日我被释放了,释放后休息了两天就重新回到单位上班了。单位给了我一个处分决定:降职降薪,留厂查看。降职是司机改售票,当年的司机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的。降薪是由四十元降到三十元,一下降去十元消费水平降低一大块。处分公布后,全体职工开会讨论,党委希望全体职工为这一英明决定唱颂歌。多数的确如此,不得不为之。可是,还是有人在发言记录上说道:法院都判了,你们还处理人家干吗?即便多数赞同单位处理决定的人,会后也纷纷找到我,真诚的表示:别生气,过头的话都是说给领导的。其实,这样的话不必说,谁都心知肚明。
    
   汽车公司是个很辛苦的行业,早上起得很早,晚上回去得很晚。在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中的时候,汽车公司的许多职工就要起床或者正在回家的路上。中关村的接送班车清晨三点四十就要到,我起床的时间是三点。每次听到闹铃的声响都希望再多迷瞪一小会儿。走出楼门后,夜静的令人恐怖,赶上风声大作,恐怖的使人不断的回头张望,总觉得有什么危险在临近。偶然间,我发现一个异常,对面楼房一层有户居室的灯光不和时宜的也亮着。三点钟,这户人家在干什么?那个年头可没有人敢彻夜不眠的打麻将。我游戏的心理又开始发作,非要看看这户人家到底是作什么的。我走进了那栋楼,看到有个人影在晃动,真够吓人的。我赶紧转头,急匆匆的赶路,在一个有路灯的转弯处躲了起来,只见那个人影也飞奔起来,很快的到了我躲藏的地方。在他离我很近时,我突然现身,一动不动的盯着他。他也突然止步,夸张的摔了摔手,扭头回去了。看来,我真的要小心了,看似自由的躯体却一直有个影子拌随于我。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夜里也不放过?我想:他们还是念念不忘那几个台湾特务机关的地址,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如此劳神?!不过,我也真有些担心,出来后耐不住寂寞的我,在第二天就与一个不曾相识的女孩说了些风流话,这个场景他们不会也录下了吧?
    

   十月上旬的一天,法官张笑先到单位找到了我。首先她问了些释放后的心情、想法、工作状态,还告诉我,别那么消沉,还应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是,不要针对党。其次,她谈到此次找我的重要目的是让我在魏京生庭审时出庭作证。她说:“要认真准备一下,写份文字的东西先给我看看”。临走时她似乎是无意中让我做些坏的准备:因为检察院在抗诉。我心里也在打鼓,这么长时间了,抗诉还没有结果?不会的,这次张笑先的话更像是威胁,如果不出庭的话,后果可能是严重的。证词被张笑先修改了两遍,确定后的开头是:“我证明魏京生有以下罪行”。这句话在开庭宣读时被我改为:“我证明以下事实”。事实部分共有四点:一、张贴小字报的事;二、办《探索》杂志的事;三、记者给的照相机(或摄像机的事);四、我的刑事犯罪(偷车)是为了《探索》。在我走进法庭时,看到魏京生,他冲我点头笑笑。我很惭愧,很耻辱,低下了头。对于我所证明的事实,魏京生仅反驳了一点,说我在照相机的事情上可能记错了。我随即也表示: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出庭作证后马上被送回了单位,不知道魏京生的判决结果。晚上看电视得知:魏京生因“反革命宣传”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因“出卖军事情报”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合并执行十五年。
    
   在开庭前一天,有人找到我,他对我讲:"法官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目的只有一个,争取了解庭审的全过程"。第二天,我在进法院的时候又遇到他,他却对我讲:"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你应坚定的站在魏京生一边。别怕,一切都会载入历史的"。我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去做。我出家门的时候的确是想那样做的,(这倒不是因为"那人"说了什么,而是实在气愤我那么感激的法官竟然在释放我后要威胁我。)妈妈也已明确的感觉到这点,妈妈是流着泪将我送出的,送我时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一定要回来!我回来了,此刻,我选择了妈妈。可是,这样的选择将我钉上了耻辱拄。在魏京生庭审还没有结束的那天下午北京的一些民主人士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出庭作证的我及杨光被他们宣布: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拄。
    
   政治的恐怖不仅仅来自于专权,还来自于僵化的思维。这种思维要求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是完人。不能有私心,不能有爱,不能有情感,除非你不选择,只要选择了就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而冷酷。
    
   如此说来,是我的错。我本不该去做。这么伟大的事,我这个小草民瞎搀和什么?共产党这样说,一些民主人士也这样说。在这些人看来,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只有那些具有英雄人格的人才配享用。
    
   几十年后,一些昔日的英雄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很想问上一句:既然历史的耻辱拄那么好上,为何没有把自己也钉上那?!难道你们从来没有选择过退缩?
    
   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追求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然而,不同人的不同记忆由于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个人认识,个人好恶总是会使历史的客观与真实变的那样的遥不可及。也许,作为个人,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我的文字是真实的再现记忆,我的嘴对着我的心。
    
   西单民主墙留给人们许多记忆,许多思考。记忆不是怀旧,记忆变为文字后,总是希望告诉别人某种东西,传达某种信息。思考不是问责良心,思考在公示后便是希望人们记取那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什么是经验,什么是教训也会因人而异。
    
   后记
    
   一、魏京生的补充:
    
   邓小平在越战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民主墙。这是我们《探索》最后几次会议谈到的情况,也是我们决定引火烧身的原因。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了;发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引火烧身,使邓小平来不及抓其他组织的人。因为邓是个沉不住气的人。抓人后肯定引起国内外的批评,也许还能引起党内的批评。这样邓就没有能力再抓人了,民主墙可能会多维持关键的半年到一年。从邓小心翼翼的作计划来看,这件事他可能有阻力。
   决定的另一部分是我独裁通过的,因为他们三人都反对;我留在北京等待逮捕,他们三人立即逃亡到乡下或国外。如果逃不掉被捕了,就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我的理由是:邓的主要目标是我,我不到案他们会全力追捕,结果就谁也跑不了。如果都跑不了死一个人比死四个人强,留得青山在等等。会后还专门找刘青,让他在将来为他们三人作证,别让其他人冤枉了他们三人。十几年后我问刘青为什么不给他们作证,刘青说他还是认为他们三人是出卖了我。不愿给他们作证,我和刘青小吵了一架。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也会像很多幻想家们想得一样;温和一点就不会迎来镇压了。在当时不能肯定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邓用坦克镇压了和平的民众之后还持有这种"幻想",就不仅仅是幻想了,应该是别有用心。
    
   二、相关人员情况:
    
   杨光也关了半年,出庭作证后被释放。杨光出来后不久便出国了,出国时由于携带了"政治违禁品",险些没走成。八九年在国外组织,参与了当地抗议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活动。但是,在一些人不停追问"出卖魏京生"的事情后,他毅然决然的远离了政治。于义稍晚些释放,释放后又在老家丹东搞了个什么"队伍"再次入狱三年。八九年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路林在我,魏京生,杨光,于义被捕后与赵南又出了两期《探索》,后来也被警方抓捕,最终被判了十二年刑。释放后一直经商。魏京生第一次出狱后,路林在经济上提供了一些帮助为此受到很大影响。马文都没有因《探索》的事受到刑事处罚。
    
   三、我的情况:
    
   检察院的抗诉没有结果,我安然无恙。不过,法官张笑先做了个内部检查,承认把我判轻了。书记员焦志刚不久也离开法院,去开公司了。焦志刚对我姐姐说过这样的话:"我干法院工作十几年,以前没有同情过一个犯人,你弟弟是我唯一同情的人"。这种同情难能可贵,祝他一生平安!
    
   “西单小红”无缘相见,却留给我一份美的记忆,长存于脑海。
    
   捕前就想离开我的女友,释放时早已投入别人的怀抱。
    
   政府打压我的物质空间,朋友送给我精神的十字架。草民我撤了,一撤就是十年。十年后实在耐不住寂寞,又干了一票。结果比十年前还惨——没有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儿,怎么就不长记性那。当然,那是后话。
    
   四、补充的记忆: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张非官方政论性大字报是:《启蒙社》标题为"重新评定文化革命,对毛泽东要三七开"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按上下联划分的(未见横批)。张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南门外。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份民办刊物是《四五论坛》。
    
   七八年,一一二五民主会(十一月二十五日)是西单民主墙的标志性事件。开创了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方式由民众参与政治话题讨论的先河。
    
   七九年年初,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人权同盟》公告诞生。据说,当时登记人数超过一万。
    
   七九年春节,“中央文件”对西单民主墙的定性就已经出台。四月三日在上海首先发出公告,四月五日北京也发出相同内容的公告。有节制的抓捕开始。在第一轮抓捕中,有许多人幸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魏京生在补充中所说的那段话“因为邓是个沉不住气的人。抓人后肯定引起国内外的批评,也许还能引起党内的批评。这样邓就没有能力再抓人了,民主墙可能会多维持关键的半年到一年”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全文完)
    
   200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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