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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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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六四——从马建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起

   来源:北京之春
   
    岁月悠悠,六四转眼之间就过去19年了。
   19年是什么概念?也许,卢雪松的感受最能说明问题。卢雪松原是吉林艺术学院教师,3年前因为在课堂上及课后和同学们讨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等历史文化问题,被校方停课。卢雪松写道,今年六四前夕,她才读到丁子霖教授对19年前儿子牺牲情况的详细记录。按年纪,卢雪松比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还小一岁。然而,今天的卢雪松却无法把蒋捷连当成她的兄长。因为这位89年时刚16岁的少女,如今已经做了5年的母亲。与此同时,六四时死去的蒋捷连则永远地定格在17岁。这就使得今天的卢雪松把蒋捷连感受成她的弟弟或孩子。是的,这就是19年,这就是我们和六四的距离:那么遥远,又那么贴近。
   今年六四前夕,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推出了他历10年之功完成的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小说的主人公在1989年六四惨案中头部中弹成了植物人,10年后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大变模样,人物两非。10年中一直照料她的母亲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法轮功学员,也受到中共当局迫害。马建说,他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是记住六四这段历史。作者把一个植物人当作主人公。这一构思别具匠心,寓意深远。单凭作者这一奇特的构思,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创意与作品的张力:在一个世态人心都经历巨大变化的时代,让一个人被冷冻封存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然后再回到社会。这样,在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和现在的社会之间,必然会发生一系列荒谬的但又合乎情理的戏剧性冲突。通过这些冲突,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社会,了解人性。

   不错,马建这种构思并非首创。我记得文革前有段侯宝林的相声,名字叫《昨天》,讲的是一位“旧社会”的贫苦劳动者,受尽欺压,精神失常。适逢“解放”,被送进医院,为了避免刺激住进单人病房,一住就是10年,10年后恢复正常走出医院,回到社会。由于他处处还用“旧社会”的思维与习惯待人接物,这就闹出很多笑话。4年前一部获奖的德国电影《再见,列宁》,讲的是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夕,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由于目睹儿子参加反对运动被警察抓走,心脏病发作陷入深度昏迷,8个月后醒来,东德已经变了天,老太太却茫然不知。儿子知道母亲思想僵化,再加上大病初愈,精神极其脆弱,经不起半点刺激,于是就制造出一种小环境和一套谎言,让母亲误以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
   应该说,上述一类作品的构思都和马建的《北京植物人》很相似。但尽管如此,马建的作品还是很有创意。毕竟,他描写的是六四后的中国。这本身就是相当独特的。相声《昨天》和电影《再见,列宁》所描写社会变化,都是朝前进的变化(尽管我们很多人对所谓“旧中国”“新中国”早已有了不同的看法)。而六四后中国的变化却是一种往后退的变化。但那又不是简单的倒退。六四后的中国并没有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方面,六四后的中国走得远比六四前更远。当然,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东西。
   植物人是病人,但是在病态的社会里,他却是健康的人。因为他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六四的记忆,因为他保持着自己。而我们很多人则迷失了自己,背叛了自己。应该说,现在很多人对六四的遗忘,实际上是一种有意的回避,因此它更是对自己的背叛。正像马建所说:“六四的坦克不仅仅是压了学生们的身体,更多的是把中国人的灵魂碾平了。六四最关键的是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模糊了”。这就是说,除非我们坚持六四的记忆,冲破六四的禁区,使六四成为中国人的公共话题,我们才能重新找回失落的自己,我们也才能为我们的民族赢得尊严,赢得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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