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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泪”从何来?

   昨撰评余秋雨文,意犹未尽,因为续。
   
   余文题目以“含泪”开头,这里面的“泪”,煽情而虚假,不妨略加剖析。
   
    如所周知,“请愿灾民”家破人亡,尤其独生子女葬身校舍废墟的众多家长,本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最长三分钟、最短几秒钟的地震中,其希望所系彻底破灭。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这些父母的哀痛,无与伦比,堪称惨绝人寰。

   
    因此,家长们以法律行动向官府讨一个“说法”,实属天经地义,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对其家庭悲剧,鲜有不恻然动容者。
   
   但如果以为,余秋雨为此洒下同情之泪,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含泪”云云,煽情而已。毕竟是卸任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妻子又份属名演员,耳濡目染,有需要时眼眶中挤出几滴液体,是难不倒这位文化名流的。
   
   倘问,余氏何以假惺惺地来这么一段即兴表演呢?实在是形格势禁,舍此别无良策,情非得已也。
   
   须知面对绵竹、德阳两市数百“请愿灾民”,以及都江堰等地遇难学生家长,即使历来以“伟光正”自居,以“三个代表”自命的北京当局,也不能不放低身段,口出温言,一再承诺调查真相,“严肃处理”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
   
   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雷声大,雨点小”。尽管来自什么中纪委、教育部等的指令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底下的县市父母官却心领神会,采取“拖”字诀,企图以时光的流水冲淡罹难学童身上的血痕,然后象征性地作出若干“赔偿”,封住一众家长的嘴巴,使事件“私了”。从而“一床锦被遮盖”,豆腐渣工程以“查无实据”结案。
   
    由于地方当局软硬兼施的表演,包括一名市委书记,一名常务副市长的下跪,都无法阻挡正义在手、悲愤在胸的家长上街请愿,余秋雨遂“破门而出”,摇唇鼓舌,为当局解困。
   
   以余氏之聪,当然明知此乃吃力不讨好的举措,甚至早已预计到自己将成“过街老鼠”,为减低“情愿灾民”的敌意,便实行套近乎,先将眼圈抹红,声线压低,装出一副“热泪盈眶”悲悲切切的样子,“劝告”对方小心,勿受奸人“利用”。
   
   不过,虽然余秋雨粉墨登场,如此卖力地演戏,以同情与关心灾民的假面目示人,到底逃脱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也堵不住公众悠悠之口。其丑恶表演,必将使之被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骂不已。
   
   提到历史,想起文革期间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叫做“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余秋雨这回使用的手法,便师承了“三。一八”惨案后若干学者文人的伎俩。这正应了鲁迅的说法:“老谱将不断袭用”。
   
   例如,当年刘和珍等47名徒手情愿的学生和市民,惨遭段祺瑞政府杀害甚至虐杀后:
   
   “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75页)
   
   “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同上)
   
   而这次余秋雨则是能者多劳,一身二任,连八十二年前“段政府”的角色也不偏劳别个,由他一起扮演了。他虽然不敢赤裸裸地指责“徒手请愿”的“灾民”是“暴徒”,但请看他在《含泪劝告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这段描写: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情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这里余秋雨采取了对比写法,“警察们”用“温和的方式”,“家长们”却不听劝谕,“情绪激烈”。“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余没有说,只是紧接着断言:久无借口的媒体得以“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末尾的话极为恶毒,一是暗示“家长们”不“温和”,即粗暴;二是把新一轮“反华宣传”的源头硬栽到“家长们”身上。
   
   很明显,上述第一层意思等于指“家长们”的行径迹近“暴徒”!
   
   第二层意思其实比“受人利用”更重,等于指控他们为反华媒体提供了弹药。
   
   由此观之,余秋雨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比散布流言诬陷刘和珍等“三。一八”遇难者的北洋军阀帮凶文人,手段更为高超,用心也更为险恶得多。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结尾写道: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
   
   出于鲁迅意外的其中一点:“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
   
   余秋雨“竟至如此之下劣”,肯定也使广大读者有出于意外之感。
   
   告诉你,余秋雨:请愿灾民的孩子死不瞑目,即使日后“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都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他们“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仍然不能安宁,更不会“成了菩萨”“佑护中国”。
   
   因为,这些花样年华不幸夭折的冤魂,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即使他们以德报怨,其幼小柔弱的肩膀又如何能够担负“佑护中国”的如山大任呢?
   
   至于“请愿灾民”,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死于非命的孩子讨回公道,这正是体现了“主人的身份”,是对公仆们的有力推动与监督。
   
   对于他们合情合理合法的行动,理应给以声援,而不是如余秋里那样,跳出来“横生枝节”,说一大通似是而非的高论。
   
   “以生命的名义”,制止余秋雨的谰言。炎黄子孙,人人有责!
   
   (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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