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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居心叵测

   名列大陆作家财富榜首的余秋雨,本来就是极富争议的人物。想不到,此次“5.12”大地震之后,他竟以网上一篇文章,又一次成为备受抨击的文化名流。他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被讥为“鳄鱼的眼泪”,真是恶名远扬。

   对此,相信余早有预料。而且,他也不在乎。说不定此刻他正沾沾自喜,因为按照毛的逻辑,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余大可以此向当局证明自己立场坚定,和中央保持一致。此后必然进一步备受宠信,名利双收,其在作家财富榜上的“一哥”地位势将固若金汤。

   只是凡事有利必有弊。余此番赤膊上阵,向“反华”势力反冲锋,其效忠现政权之不遗余力,难免使人联想起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当年大陆文坛“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际,余作为“石一歌”的成员稳居华堂,替“四人帮”舞文弄墨,好不风光。

   “石一歌”是张春桥、姚文元手下的写作班子,本来的任务是撰写《鲁迅传》。故余秋雨对鲁迅作品多所涉猎。大概因此之故,他也从鲁迅当年鞭挞过的若干无耻文人那里,取法了一些伎俩,以为己用。此次的手法便可见一斑。

   具体地说,就是使人记起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提及的那“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

   《纪念刘和珍君》是当年4月1日脱稿的。在此之前5天,即3月25日,鲁迅在题为《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69页)

   显然,深谙个中三味的余秋雨,于八十二年后的今天,在中共掌权的大陆,要给对手扣上一顶大逆不道的帽子,“反华”自属不二之选。

   余文中宣称,由于地震遇难学生家长兴讼追究校舍中的豆腐渣工程,“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从这句话看,余对前段时间西藏事件引发的西方对北京当局处置不当的批评,以及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的种种扰让,似乎都很宽容,并不视之为“反华宣传”。否则,不会用“已经很长时间”的说法。

   那么,他何以对惨遭独生子女丧生之痛的学生家长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之举,肆无忌惮地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呢?

   这正好可从其所称“诬陷性的说法”找到答案。也就是说,余秋雨充分意识到,他提出的那前三点(是天灾,更是人祸: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五个境外记者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身份)证据确凿,第四点(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吗?)已引起许多人的反思,凡此种种构成了对当局信誉以至执政合法性极大的质疑与威胁。

   于是,他在文中一方面含血喷人,颠倒是非,散布流言,极力抹黑一直持平公正地报导救灾的媒体,一面鼓其如簧之舌,劝诱学生家长放弃积极追讨校舍倒塌的法律责任,而任由当局摆布,使此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在追查豆腐渣工程真相这件事情上,“横生枝节”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余秋雨本人。他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把水搅浑,往数以千计的受害学生家长心灵的伤口上洒盐,表明其对这些为人父母者居心叵测,“不怀好意”。

   当年,对于“三。一八”惨案,鲁迅曾悲愤地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纪念刘和珍君》,同上,275页)

   鲁迅的话,正可以用来表达余秋雨此文读者的心声!流言是可以杀人的。

   让我们一起猛喝一声:“闭嘴吧!余秋雨。”

    (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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