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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人性”——再评《感谢灾区朋友》

   “我深信,经过这次地震,中华文明必将开创一个以生命、人性、至善、大爱为主轴的新时代。有了这个主轴,其他问题都好办了。”
   这是余文《感谢灾区朋友》的结束语。其中,被列为中华文明“新时代”主轴的四要素,依次是:生命,人性,至善和大爱。这点倒不无新意。
   换句话说,中华文明的“旧时代”缺乏此四项要素。如果将“旧时代”理解为始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的“毛时代”,那么,余“大师”可谓言之不虚。
   如所周知,毛时代以“权”为“重中之重”,即所谓“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百姓“生命”根本无足轻重。
   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声称: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中国6亿人死一半也不要紧,还剩3亿人照样建设共产主义。如此以人命为草芥,令在场的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领袖目瞪口呆。显然,他的“新世界”无非是一党专政的极权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

   “人性”更早在1942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被毛彻底否定,他只强调“党性”。最强的党性是盲从和迷信其本人。什么母子之亲,儿女之情,全都划归“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要受批判。
   同样,“至善”也被指为地主资产阶级虚伪的伦理观。“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资产阶级认为是“行善”,无产阶级便认定是“作恶”。
   至于“大爱”,更根本不可能存在。毛断言,在阶级消灭之前,绝无统一的“人类之爱”。连“爱”都被指子虚乌有,则当然谈不到什么“大爱”了。
   其实,“大爱”这个词好像也是诞生于“5.12”大地震之后。大陆近60年来的政治思想教育,核心不是“爱”,而是“恨”。
   所以,毛时代的“文明主轴”为“极权,党性,斗争,大恨”。对此,余“大师”心知肚明。他此番改头换面,提出“生命,人性,至善,大爱”,只是骗人的幌子罢了。
   试想,如果他真把“生命”作为“文明主轴”之首,为何对请愿灾民替自己不幸夭折的孩子讨还公道之举,喋喋不休地加以指责,还将他们硬扯到“反华”圈子呢?给当局施加一点压力,敦促其加紧处理校舍豆腐渣工程问题,完全属于余秋雨也不得不承认的应有的“人权”,为何要花言巧语变相阻挠呢?
   说穿了,是因为余秋雨担心当局会由此受到冲击,影响“动人气氛”,妨碍政局稳定,不利奥运举行,从而威胁极权统治。一句话,学童生命不足挂齿,北京政权不容动摇。
   其余“人性,至善,大爱”,都服从于维护极权的大前提。余秋雨明知要受“不仁不义”的骂名,依然“勇敢”地跳出来“劝告”灾民,原因便在于此。其护主之心,可谓既真且切。
   非但如此,他还极力鼓动其他地震幸存者为之帮忙游说。“据说有不少受伤害比他们更严重的灾民已经去劝告他们,。。他们说,不管伤势多重,大家一起来疗伤,不要老是去抠那些伤疤。”
    余秋雨的伎俩实在太无人性了。请问,按照他所说的“生命第一”原则,还有谁比惨遭丧子之痛的父母“受伤害更严重”?让子女健在的劫后余生者去当说客,使用“不要老是去抠那些伤疤”这种话语,不会被请愿灾民反讥为“站着谁说话要不疼”吗?何况他们的伤口还在淌血,尚未结疤?余秋雨此举不是在挑拨离间灾民吗?
    由于校舍豆腐渣工程早在众多媒体上曝光,余文中不能不假惺惺地提出:偷工减料等责任者须受严惩;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这样等于变相承认确有人祸,跟他前面指控“反华”媒体“诬陷”的说法自相矛盾。
    对于这种自打嘴巴的表述,余秋雨采取“鸵鸟政策”。他色厉内荏地宣称:“对‘生命第一’原则作法律的底线性保证,必须是严厉的。”言下之意,颇有点“从重从快”的味道。
    但他惺惺作态之余,似乎忘了这种从一个极端(否定人祸存在),走到另一极端的做法,无意中默认了以往当局既未确认“生命第一”原则,更加没有“法律的底线性保证”。
    事实上,迄今未见大陆对各种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包括几年前被朱镕基总理痛斥的水利工程之承建商,及其主管政府部门有人被起诉,更不要说受“严惩”了。
    寄语余秋雨,你挑起这个话题,弄不好捅了马蜂窝,搞到吃不了兜着走!
    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仁不义”的余“大师”,小心点!
    (0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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