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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的概念及愤青问题的严重性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6/13/2008
   
   所谓“愤青”,顾名思义,就是“愤怒的青年”,现在特指狂热仇外、反美反西方的中共国国内外华人青年。“愤青”这一名词产生于九十年代中期,它是海内外华人中不愿狂热狂热仇外、反美反西方的人对那些狂热排外、反西方青年人的特指,如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多数民运分子和异议信仰人士都认同以“愤青”作为那一类人的指称,并对愤青们持批判态度。由于诸多群体的接纳和使用,“愤青”依然成为约定俗成的华人社会常用名词,活跃在中文媒体上,尤其是网络媒体。

   
   尽管中国青年人仇外、反美反西方的现象由来已久,“愤青”一词却有着强烈的时代特指性,它一般仅仅指一九八九年以后的海内外仇外、反美反西方的国内外华人青年,不包括毛共时代的红卫兵、四十年代的反美青年、民国时期的反日、“反帝”青年、清末的反西方义和团拳子...
   
   尽管青年人仇外、反美反西方的现象并不限于中共国一国,也并不限于大陆华人,“愤青”一词却有着强烈的地域特指性,它一般仅仅指中共国的青年,或来自中共国的海外青年,不包括伊斯兰国家的反美反西方青年、不包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反美青年,也不包括台湾、香港的反美反西方华人青年。
   
   这是什么原因呢?同样是反美反西方青年人群,为什么“愤青”一词一般不能指称一九八九年以前的中共国人群,也不能指称非中共国、或非来自中共国的人群?这首先是因为,“愤青”一词是中国大陆或来自中国大陆的自由派群体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创造的名词,针对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共国的特定群体及其社会背景,而一九八九年之前的中共国社会,与九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定的群体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外国和台湾、香港的社会和特定群体与中共国有着更大的不同,甚至社会进程都不一样,比如,韩国、台湾、香港从来没有经历过共产党的统治。因此,“愤青”一词产生伊始,便自然而然仅用于某一时代的中共国(或来自中共国的群体),否则就显得生搬硬套了。
   
   由于如今中共国社会,是九十年代社会的延续,科技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有的只是倒退,九十年代产生的“愤青”群体,如今一脉相承,声势浩大,而且还有加速滋长蔓延之势。因此,对他们来说,“愤青”的称谓不仅继续适用,而且更加生动自然。
   
   明眼人不难发现,“愤青”所指的群体自产生开始,便深深地刻上如下特征:没有人道关怀;反自由、民主、人权或漠视自由、民主、人权;充斥着“国家强大”的虚妄陶醉感,却又没有意识形态凝聚力、没有理论和系统的社会诉求;带有歇斯底里的外向型宣泄倾向,没有国内关怀(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对国内政治冷漠;奴性的或者斯德哥尔摩症的认知障碍:例如,对中共倒行逆施、掠财虐民的疯狂兽行从来不置一词,但对CNN、莎朗.斯通的“辱华”言论暴跳如雷、喊打喊杀;对中共专制统治的罪恶不仅不置一词,也不容许他人揭露,把揭露中共罪恶的人打成“汉奸”、“卖国罪”;以翻扯外国的弊端和外国政府政府历史上的罪恶,来为中共和中共国的罪恶和弊端作辩护,比如翻出美国杀戮印第安人的历史,来为中共“六四”大屠杀作辩护;总之,在这些人眼中,任何罪错,只要外国人曾经犯过,则中共再怎么坏事做绝、穷凶极恶也是正常的,也不能够批评,该谴责的都是外国人。
   
   这些,都是不同于任何国外民族主义群体和中共国以往年代的任何群体的独有特征,这些特征,对中国、对外国、对人类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愤青是怎么产生的?“愤青”群体,简单的地说,它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国社会的产物,是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路线的产物;而如今的中共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国社会的延续,如今的中共胡中央新路线,处处强化专制,迈开了学朝鲜的新步伐,但是,在煽动民族主义培养愤青上,胡主席不仅继承了小平同志和江总书记,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因此今天中共国愤青群体比起九十年代更加枝繁叶茂、声势浩大,今天的愤青比起九十年代时更“青”、更“愤”,仇外反西方的“爱国”狂情更加歇斯底里。一九八九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持续十六年以上的新形式法西斯毒化+奴化教育,已经成功地把“八零后”几乎整整一代人扭曲成愤青,如今“九零后”年轻人也正在中共的毒药毒素的浇灌释放中歪曲成长,有步八零后后尘之悲剧势态。年轻人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了维持其邪恶生命,中共正在毁灭中国的未来,因而从精神解救中国的年轻人成了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愤青问题已然形成,而且成为阻碍中国民主化的新的障碍。此次中共胡中央成功地在海外发起愤青“红海洋”反西方运动,其规模之浩大、气焰之嚣张,前所未有,愤青淹没了海外民运,红旗居然打到家门口来了,这给海外民运敲响了警钟!过去十多年中,反专制阵营对愤青问题研究不多、重视不够,这不仅造成了如今唤醒民众的困难,而且导致民运队伍现在后继乏人、老龄化严重:五零后、六零后曾经构成过民运强大的群众基础一旦作为中坚力量的六零后中国人老去,因为八零后的完全断档,为数不多的七零后则难以担负起这一重任。
   
   反专制阵营对愤青问题的忽视,使得中共国八零后一代几乎整个被中共笼络、腐蚀、麻痹,导致国内外民运陷入新的困难。反专制阵营应当汲取这一教训,重视愤青问题,在倒共革命时机成熟之前,破解中共的愤青制造法术、赶紧拯救九零后年轻一代。
   
   曾节明 写于民国九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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