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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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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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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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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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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来源:民主中国

    那么多的农民工在我们的城市里四处漂泊,却没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却又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暂住者”;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却像野草一样不能歌唱。他们承担着城市中最艰苦的劳动,也承受着城市人最无情的歧视。北京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国贸一带的繁荣景象已然可以跟纽约曼哈顿和香港中环相媲美。然而,那些从事建筑工作的农民工的遭遇却鲜有人知。当年,华工在美国修筑铁路的时候,受尽屈辱与虐待,死亡率极高,故后人形容为“一寸铁轨一寸血”;如今,北京的高楼大厦和地铁隧道也是如此。在一个又一个光鲜奢华的建筑里,我不禁想起了那些死难的农民工。他们墓地的青草有多高了?他们的亲人还安好吗?

   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建筑工地。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被披露出来的最大的一次事故是: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北京西单“西西工程”(西单北大街西侧综合改造建设工程)四号工地发生重大坍塌事故,数十名工人被掩埋在两百多立方的混凝土之中。事故之后,人们发现了八具尸体,同时受伤的还有二十多人。西单是北京仅次于王府井的商业中心,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北京的“心脏地带”和“颜面地带”,居然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故。千千万万农民工的施工安全如何没有保障,便可想而知了。

   在已经找到尸体、确认死亡的八人中,五人来自四川仪陇,一人来自四川巴中,一人来自云南,一人来自湖北,他们的家乡都是中国西部极度贫穷的地区,如果单单从事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故而不得不外出打工——这是自诩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赐予中国农民的一大“恩惠”。

   我们应当记住这些死难者的名字,记住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比政治局的“九头鸟”和演艺、体育明星更值得我们记住。据工友回忆说,四十八岁的四川农民许期勇,是一个特别规矩的人,“工地上要求施工时不能穿短裤,他连上街溜达也从不穿短裤,他总爱说,北京西单是全国文明地儿,穿短裤不文明。”多么憨厚可爱的四川老乡啊,就是这样一个“特别规矩”的农民,却在他一心呵护的首都失去了生命。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有的尸体是救援者用乙炔枪切割开已经凝固的混凝土之后才挖出来的,九日凌晨发现的年仅二十岁的木工蔡文才,“整个身体被嵌在一米高的混凝土大饼里,只露出头部,脑袋都变型了,没法辨认”,状况惨不忍睹。

   他们死不瞑目。他们有与我们一样的梦想与憧憬,他们与我们一样渴望爱与被爱。他们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不能如此匆匆离开。他们就竭尽所能地劳动,挥汗如雨。可是,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什么也没有给他们。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究竟是谁吞噬了他们的生命呢?凶手是谁呢?

   凶手不难找到。首先,凶手当然是黑心的房地产开发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近年来疯狂飙升的房价,更使得房地产成为一本万利的行业,成为人人争夺的“肥肉”。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房地产大亨便三分天下居有其二。在房地产企业的老总之中,固然有一二名像万科董事长王石这样公众形象相对较佳的人物,但大部分更接近与昔日的上海滩首富周正毅——通过与权力的共谋、强取豪夺而一夜暴富。这是一个高度垄断、高度依靠幕后权力运作的领域——从土地的取得到资金的来源,各大房地产公司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足与外人道也”。如果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高层的关系,又怎么可能拿到黄金地段土地的批文,又怎么可能从银行获得巨额的贷款?有的人可以做到“空手套白狼”,将土地批文一转手就立即获得数亿报酬;有的人可以从银行取得数十亿的贷款,用国家和储户的钱来为自己挣钱——一介平民,焉能如此?在偷税漏税、欺骗购房者等方面,许多房地产商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正是通过种种非法手段,一个房地产寡头阶层正在中国形成。

   其次,凶手是建筑商。在建筑施工领域,工程的招投标过程和施工安全规范等也形同虚设——这一点与煤矿行业颇有相似之处。许多工程被多次分包,层层剥皮——此次出事的四号地工程,便经过了三次分包。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是建筑工人身上的吸血鬼。一共建筑工人的血,可以供多少包工头吸取呢?许多建筑工地上,普遍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工人们时刻徘徊在死亡的大门口。事故之后,据一位水泥工许师傅披露,他们来到工地,平常每月发一两百元生活费,工资分两次发放,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保险,也没有收到任何证明单据。还有一位在现场的工人陈自科指出,上级为了节约成本,使用已经生锈的、壁厚较薄的钢管搭建脚手架,根本不符合施工规范。虽然监理人员拒绝签字,工人们仍然被强令开工。由于工作机会难得,他们虽然明知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也不得不爬到二十二米高的地方施工。

   在施工中死伤的工人们,正处于这条“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的最底层——除了出卖他们最原始的体力来换取被压到最低点的报酬之外,他们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还能做什么呢?即便如此,他们也经常拿不到工钱,拖欠工钱的情形一度严重到了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甚至出现了国务院总理亲自替民工讨要工钱的新闻。就在事故发生之后,已有数十名工人在工地上讨要工资。拿不到工钱倒还在其次,失去了生命才是最可怕的后果。

   然而,在某些挥金如土的房地产老板和建筑商人眼中,在这些挥金如土的大亨和显贵们眼中,民工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发生伤残乃至死难事故,至多给一笔赔偿就可以摆平了。家属再不服从,还可以利用黑社会的力量恐吓之。从暴力拆迁到奴役工人,若干官商勾结的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积累,所走的堪称是“血腥之路”。此次西单工地的事故,因为死伤惨重,且发生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引起媒体和政府高层的关注。北京市副市长在紧急电话会议中表示要依法严肃处理、绝不迁就,但最后究竟会惩办到哪个层面的哪些责任人,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凶手,那就是故意不作为的政府,那就是专门为“先富起来的人”服务的政府。“嫌贫爱富”的政府在其中难逃其咎。吞噬农民工生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官方农村政策的严重失误和农村经济的极其凋敝。一九四九年以来,在中国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并未得以根本的改变。相反,“劫贫济富”的政策取向,仍然在延续。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失误,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日渐丧失活力,青壮年纷纷到城市打工挣钱,许多村落简直到了“坚壁清野”、“空巢之家”的状态。敢于挑战此一“潜规则”、为民请命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虽然获得朱镕基总理的肯定,最后仍然落得在家乡无立锥之地的下场。

   而这些农民来到城市之后,又被迫处于“劣等人”的状态,他们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他们没有劳动保障和医疗保险,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系统。公民与公民之间,处境简直是天壤之别。政府对他们的存在,基本采取“无视”或者“蔑视”的态度,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从未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施。超过两亿的农民工,是无权者,亦是沉默的大多数。

   即便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并不是多么热爱城市文明,而是因为农村不能让他们过上温饱的生活。此次死难者的籍贯所在地多为仪陇和巴中,均属于四川的贫困地区。在当地,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糊口,故而这些地方均成为民工输出的大县。尽管近年来官方的农业税有所降低甚至免除,但是单靠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饲养牲畜等,普通的农民家庭根本无法应对若干项必要的开支。

   第一笔开支,是孩子的教育费用。由于中国的教育,即便是基础教育也日益走向“产业化”和“商业化”,使得普通的工农大众家庭要想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在经济上被压迫得苦不堪言。以遇难者许期勇为例,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西安上大学,二儿子也在外打工,大儿子每年一万多元的学杂费都要靠父亲打工赚来。这一万多的天文数字,要想靠从土地里刨出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工友罗师傅回忆说:“工地上就数老许最节省,从来不乱买东西,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给孩子上学。每当谈起上大学的儿子时,他总是笑个没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好好上学,将来就不用像自己一样卖苦力了。”然而,这个任劳任怨的父亲再也不能供养孩子上学了,许师傅的儿子是否经受住这一惨痛的打击、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呢?

   第二笔开支,是修建房屋的费用。修建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屋,是许多农民一生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一笔开支。遇难者郑可海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给家里盖房子。当年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没有新房,他老觉得欠孩子什么,就想在孙子结婚前,一定要给家里盖房。如今,这个愿望只能依靠他的儿子来实现了。遇难者年纪最大的、已经五十岁的许章志,也是因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五万的债务,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工地上每次打饭只打素菜”。

   第三笔开支,是脱离农村从事其他职业所需要的经费。这部分费用农民不可能从任何银行中获得贷款。遇难者当中年仅二十七岁的许万才,书包里通常装着五本书,除了三本放线工的专业书外,另外两本是《汽车驾驶速成》和《写给年轻人的六十六个人生建议》。爱读书的许万才经常跟工友们谈起自己的人生规划——努力挣一年钱,回家买车开出租。然而,他再也不能打开心爱的书本了,再也不能回家开出租了。

   第四笔开支,基本的医疗需要。今天中国的农村中,大部分农民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旦患病,数以亿计的人们只能躺在家中等死。因此,趁着还能够干活的时候外出打工,积蓄一点钱,至少可以作为晚年的保命钱。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年过五旬的农民仍然坚持到城市打工,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的信心——比如遇难者中最年长的、已经五十八岁的湖北木工周细湘。中国乡村的严峻状态,绝不能被少数欣欣向荣的城市所掩盖;中国农民不能过上小康生活,“和谐社会”便只能是水月镜花。

   此次发生在西单建筑工地的重大事故,以及在全国各大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人死亡事故,理应引发整个社会都对农民工生存处境有密切的关注。农民工的“非人”状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这种关注绝对不是某些咬文嚼字的文士所倡导的那样,改变“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而换之以“务工人员”这种看似斯文的定义。此类提案在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我看来,这种纸面上的游戏,与民工本身的生存处境毫无关系。我们需要的关注,乃是实质性的关注,乃是促使政府在“三农”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调整,乃是对公民的迁徙权给予起码的尊重和保护,乃是取消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乃是对城市的房地产业、建筑业作出更有效的规范和监控,乃是让尊重生命、宝贵生命的意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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