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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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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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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韩国亡国
·沪上美容术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名片背后
·跳舞场
·伟人华盛顿
·物价与民生
·洋灯洋火
·自由从言论开始
·端方不端
·辜鸿铭的幽默
·红顶商人胡雪岩
·酷吏如屠夫
·腊肠下酒著新书
·末世豪情
·倭仁与同文馆
·油浸枇杷核子与玻璃球
·“总统”与“太监”
·裁缝与官
·大禹的子孙们
·雀戏泛滥
·鸵鸟政策
·伪君子云集
·酷刑之下焉有勇夫
·自革其命
·大哭时代
·凤凰生何处
·复辟喜剧
·考据学的反思
·民间话语
·末路不可怜
·素足天成
·秀才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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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北大与哈佛
·谁在打孩子的耳光?
·送你们回雍正朝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重走“五四”路
·“另类”原是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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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来源:人与人权
   林昭以生命殉道,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并为中国基督徒指示了一条向着光明生长的道路。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
   人的公义与上帝的公义基督徒们互相之间经常说的一句勉励的话是: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内有平安。然而,主内的平安并不能完全遮挡世上一切的苦难。世上的苦难是真实存在的,无法回避的,必须亲身经历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成了基督徒,便可以宣布说:从此我便告别了逼迫和挫折,从此我便不再面临杀戮与死亡。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样,仍然需要共同面对这个弯曲背谬的、缺乏发公义的时代。两者之间惟一的区别在于:对苦难、逼迫和死亡的看法,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了重要的区隔。
   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类无法解释自身经历的所有事情。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中,有那么多虔诚的基督徒不幸遇难,或被活活烧死,或跳楼摔死。其中,有一位华裔基督徒江淮,他刚刚决定辞去工作,做一名全职的牧师,灾难便突然降临了。人们不禁要问:此时此刻,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何不阻止惨剧的发生?在中国大陆,近年来大规模的矿难接踵而来,经常有几十名、上百名的奴隶劳工被埋葬在黑暗的矿井之下。他们在恐惧中吸入毒气,痛苦地窒息而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望眼欲穿,伤心欲绝。此时此刻,人们也要追问: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不帮助这些同胞脱离灾难、获得光明呢?上帝疏忽了吗?或者上帝刚好在此时此刻打了一个盹?
   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顺流而下、一帆风顺的。既然连乌鸦的翅膀都可以暂时遮挡住阳光,那么邪恶也可能成为某些时代的主流。回顾人类历史,有一个更加尖锐的、几乎将信仰者置于针尖之上问题:至少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被杀害,至少两千五百万中国人在毛泽东的苛政所造成的大饥荒中饿死,至少三百万柬埔寨人被红色高棉的暴政所消灭,直到今天苏丹苏富达尔地区还有数十万难民被屠杀,这一切上帝都知道吗?当这一幕幕的人间惨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难道这些无辜的死难者不是上帝所造的吗?圣经上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上帝为何对这些惨剧袖手旁观呢?上帝那双无所不能的大手,为何不亲自来干涉人类历史的进程呢?
   其实,类似的追问,昔日的约伯早已问过了。上帝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各种疑问,上帝仅仅是反问约伯说:你追问我的权利从何而来?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很少追问苦难和暴政的来源,中国人的追问至多是窦娥式的——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的哭诉显得决绝而无奈:“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深受佛教的影响,通常会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在现实世界中,善人与恶人的遭遇经常呈现为相反的情形——“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善人受苦,恶人享福”。于是,人们便将这种吊诡转化为另一种“因果报应”式的答案:这辈子受苦受难,一定是上辈子干了坏事;这辈子受苦受难,是为了下辈子能过上好日子。由此,虽然生活在暴政之下,他们仍可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解脱,以“随遇而安”的方式,麻木地忍受所有的不公义。
   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对人类的苦难和不公义的社会秩序,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基督教认为,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堕落之后,人类便无从逃遁于苦难、杀戮和死亡。苦难、杀戮和死亡源于人的罪。是人类的罪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不公义,苦难和不公义的现象并不是上帝原初美善的计划,却是上帝所允许发生的——因为上帝赐予人以犯罪堕落的自由,这也是上帝对人类的深沉之爱。人类靠着自己的能力,不能战胜苦难并实现公义,于是上帝便派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人类的赎罪祭。因此,人类要认识不公义的世界,要在这个不公义世界上寻求公义,首先便要“从基督身上的伤痕开始”。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他在十六岁的时候便被征召入希特勒的军队,十八岁被派上前线,在盟军的一次轰炸中,他身边的战友全部死难。“上帝在哪里?我为什么活下来了?”莫特曼在战俘营中得到了美国军官派发的一本圣经,由此唤醒了他从童年时代便沉睡的信仰。他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体验到了上帝无所不至:与破碎的心灵同在,与铁丝网后的囚犯同在,与黑夜的灵魂同在。上帝是苦难中的同在,成为生命的盼望所在。上帝是受苦的上帝,上帝是盼望的上帝。
   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一书中,莫特曼进一步阐释了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针对战后“怀疑的一代”、“虚无的一代”的精神状态,他肯定性地回答说:上帝并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消失,尽管上帝没有对那些死难者加以援手;因为在基督被钉十字架时,上帝显然也没有加以援手。上帝在耶稣受难时“隐藏”,是为了通过这样的受难成就普世的救恩。他这样写道:“基本上,伤痛只有透过伤痛才能得以愈合。基督不是通过他的超能力,乃是透过他的牺牲,为那些受苦的人带来生命。大能万应的神明不能帮助人。只有那受苦的上帝才能帮助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先知有关受苦的仆人的话在新约耶稣的激情和受苦上得以应验。”所以,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好让我们得到和平。在上帝的伤痛中,上帝对他的受造的信实以及他那无法摧毁的爱得以显明。在日本,神学家北森在《上帝的苦难神学》一书中也指出:上帝还是完全接纳与宽恕罪人,尽管上帝也让人们经历苦难。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良善处在世上愈来愈多的苦难和诡诈之下,而十字架神学揭示了上帝通过苦难进行工作的深义。
   因为在上帝的爱、上帝的苦痛及上帝的喜悦中认识自己,基督徒便将世界史体认为上帝受难的历史,基督徒就不会被恐惧所压垮、被苦难所征服,也不会在巨大的不公义面前轻易放弃。基督徒是一群走义路的人。在热爱真理的基督徒与被撒旦掌管的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着高度紧张的关系。基督徒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耶稣早就说过,他的门徒会因着他的缘故,遭受世人的敌对、仇恨和羞辱。与其他的许多宗教信仰不一样,基督信仰是一条窄路,是一道窄门。基督信仰不仅不能让信仰者享有“万国的荣华”,相反会让信仰者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加艰难与沉重。基督徒不会像禅宗的信奉者那样,对世上的苦难和不公义“拈花一笑”,更不会像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以暴抗暴”、“狭路相逢勇者胜”。基督徒是一群以卵击石的人,他们所受的苦难和逼迫经常是“自找”的,他们不懂得使用《孙子兵法》之类的谋略来保全自己,他们只知道要为真理作见证。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基督徒如羊入狼群,却改变了狼所制定的一整套生存法则。亚美尼亚东正教神学家、古典诗人格·纳列卡齐在一首诗歌中写道:“我们时常在黑鸦之群,发现白鸽一片;在凶猛、暴虐和可憎的犬群,发现祭奉、温良之羊的幼羔。”基督徒的存在,对于崇尚“铁与血”的统治者而言,确实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他们颠覆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旧伦理,并带来了“柔弱胜刚强”的新伦理。早期教父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在《劝勉希腊人》中指出,基督徒“要有巨大的勇气,像竞技场上的斗士一样,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勇敢地承受磨难。无论是得了重病,还是遭受了其他苦难,在你的灵魂里,都不要被悲哀摧垮,要以你的知识高贵地面对磨难。即使在苦斗当中,依然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的思想要比人类明智,有许多事情人类是不容易也不可能认识到的。”在人类历史的某些转折关头,这种上帝赐予的勇气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用中国先贤孟子的话来说,生命饱满的基督徒完全可以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上,基督徒的身份便是公义的冠冕。基督徒要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并因此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面对那么多的痛苦与伤害、羞辱与失败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爱白人、也爱黑人,依然相信上帝是满有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他说:“基督教从来就坚持我们所负的十字架必须在我们所戴的冠冕以先。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包括它一切的困难、痛苦和塞满张力的内容,并背负它知道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将我们救赎至那必须通过受苦而获致的更美好的道路。”他宛如无助的羔羊,却比凶猛的狼群更有力量。他曾经多次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被关押在黑暗的牢房中,联邦密探给他写恐吓信劝他自杀。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想到的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关爱的崇高教训。在被暗杀之前的一天晚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最后一篇演说,他似乎预感到了死亡的来临,却无所畏惧:“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亦想长命百岁。长寿有它的位置,但我现在已不在乎。我只想完成上帝的旨意,而他容许我到山上,从那里俯瞰,看见那应许之地。我或许不能跟你们一起到达,但我今天晚上要你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将会到达那应许之地。所以我今晚很高兴。我心中一无牵挂。我不惧怕任何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上主荣耀的来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面对苦难、逼迫和死亡的时候应有的态度。
   对于基督徒来说,遭遇到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不公义,不是一种厄运,乃是一种“昂贵的恩典”。为了回应这种“昂贵的恩典”,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挺身反抗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朋霍费尔在《作门徒的代价》一书中,明确区分了“廉价的恩典”和“昂贵的恩典”两个概念。所谓“廉价的恩典”,它相信救恩可以经由对教义的熟悉而轻易获得,即“人可以不需悔改而得赦免;不需教会操练而能受洗;不需认罪而能领圣餐;不需忧伤痛悔而能告解”。所谓“昂贵的恩典”,这恩典确实也够昂贵的,它付出了上帝的儿子作为代价。它要求信徒全然地顺服真理,它要求信徒具备受苦的心志,它要求信徒一生作主的仆人。凡能承受这昂贵的恩典的基督徒,方是耶稣的真门徒。
   林昭,那朵幽谷中的百合花基督徒是荆棘丛中的百合花,是惊涛骇浪中的灯塔。如果说朋霍费尔是上帝对德国教会的祝福——正是有了朋霍费尔的存在,几乎全军覆没的德国教会,方有真理的一脉相承,并得以在战后浴火重生;那么,林昭就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祝福——正是有了林昭的存在,在毛式极权主义浩劫之后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方有真理的薪火相传,并有希望在未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在纳粹统治时代,在绝大多数德国教会都宣示效忠独裁者的耻辱中,上帝拣选了文质彬彬的朋霍费尔去承受那“昂贵的恩典”;而在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教会被连根拔起的磨难中,上帝也将弱不禁风的林昭像一盏明亮的灯台一样放到桌子上,让她照亮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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