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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汶川大地震凸现“类化”意识——党性价值走向末路

   
   一个多世纪之前,黑格尔把他那个"一分为二"的时代哲学推向了顶端,恩格斯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赫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1页)。中共一度利用已经死亡了的"一分为二"哲学,并使之成为共产党党性价值而行销了近一个世纪——将阶级斗争哲学推向了巅峰,并在实践上最终把它推上了蔑视生命的世界屏幕——"六四惨案"。这个震惊全球的惨案顿时让世人看清了以"稳定"理由就可以轻易牺牲那么多年轻生命的党性价值。于是,从那之后,共产党党性价值就已经走向了末路。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医生的一句名言。史怀泽医生所言的伦理学,就是人类"类化"意识能够在当今世界得以升华的道德基石。今日中国,面对一场猝不及防的汶川大地震,一位女教师将三名孩子紧搂胸前,身体被砸成三段的画面,令人们突然读懂了史怀泽医生的那句名言。于是,整个中华民族,不!是整个世界都被人"类"的意识调动起来了:一男孩自救后爬过废墟背出两位同学;一女民警义务为一些急需哺乳的灾区婴儿喂奶;一位75岁老人到骨科医院做志愿者,为地震伤员服务;一刑满释放人员抛下已成废墟的家,到重灾区刨出了两名幸存者和20多名遇难同胞;一名衣衫褴褛的拾荒男子把7年捡垃圾换的钱捐给灾区儿童;众多外省"的哥"自费驾车赶赴灾区救人,救助车上挂着"我们是一家人"的横幅;全国各地的献血再不用任何的动员或指标的规定,献血站前排起了自愿献血者的长队,以致一夜之间全城的血库盈满……地震中的中国不分信仰,没有政见、没有阶级,没有贵贱(哪个从废墟中发出"我是书记"的呼救,让人感到玷污)。人们面对生命的尊严、高贵、顽强而彼此感动着、鼓励着 。如此同时,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同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表达了他们的诚挚关切和慰问。多国的专业救援队伍来到灾区,与中国民众并肩作战在救援生命的第一线上。世界与中国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共同凸现出的,就是人类"类化"意识里对人之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所谓"类"化意识,也就是人类在彻底结束自我分裂与相互对抗的旧文明历史过程中,从人性异化回归人性认同的普遍价值抽象。"类"的概念,等于作为智慧生命人类的共同特定本质(独立意识与自由意志)加特定的实现形式(平等互利与协商合作)。人类性就意味着人性中内涵了"种"(物种)的规定,又超越了种的界限,在自觉性的活动中与他人和他物建立了本质上的合和关系。"种"的概念具有天然性、给予性、单一性和不变性的特质;而"类"概念则具有自在的发生性、历史的生成性、否定的统一性,超越的自我性、自由的整体性等属性。只有在既自由又自觉活动的高级生命中才会具有"类"的属性,即它的相互认同与尊敬的智性。
   
   我曾在《东方圆和新哲学》一书中谈到:人有两种生命:一是生理生命;一是精神生命。人是两种生命二合出三的圆和体。人作为社会发生的"智慧生物",已经超越了动物的单一生命,具有双重生命、两重本性("两重生命"并不意味生命有两个,它主要是指人的生命通过发生方式的变化两重化了自身)。只有从这种双重生命、两重本性的观点出发,才能理解人所特有的善恶两种品性、自我中心又本性外投、与一切相异又内质相通、肯定自我又不断否定自我的性质。据此分析,人要成为"圆和人",不仅要超越自在生命,完成"自主生命";又要超越个体自我,与类人的本质合为一体,实现"社会生命";还要超越物种界限,贯通个体精神与世界精神的圆和,达到"自由生命"。由此,人就不再与他人、他物孤立的存在,而成为具有"类本性"的圆和发生事实。类本性就意味着人性中内涵了"种"(物种)的规定,又超越了种的界限,在自觉性的活动中与他人和他物建立了本质的二合出三圆和关系。
   
   但在现代中国,中共却逆人类性而动,用暴力革命、"红色记忆"酿制出意识形态特有的语话,即"党性""阶级性""立场性""斗争性"等价值观。此类价值观的过度宣扬,最终导致人性中的共有良善成分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被完全扭曲了,形成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的荒唐现实。中共建制后,民众在政治上没有个人权利,在经济上也仅仅只是作为国家实现目标的工具。人们的最高价值观念是无情的阶级斗争和无休止的"革命";社会倡导的是"为革命不惜流血牺牲",革命原则永远高于生命价值的歪理邪说。在这个历史时期,"人"的价值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贬低。"红色记忆"酿制出的中共意识形态,不仅分裂了社会,分裂了同类,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人性的二元分裂。人是自然的生命,受自然律的支配。人与人是同类的、共利的。人具有同样的向善情感与爱心,以及追求自由的"类化"意识。然而,"红色记忆"形成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用斗争意识和文化暴力建立起的思想体系,却创造了用阶级性分裂人性,以"大我"否定"小我"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人一方面属于自然属性中的自我,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政治原则视"自我"为敌的操纵,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元背离,使人不得不在人格上背叛真我,在意识上虚构假我,因而也就必然导致欺诈、虚伪、违心行事的社会现实。今日中国大陆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些所谓 "政治最坚"、"党性最强"的人,正是幕前学雷锋,幕后"包二奶",人性裂变最彻底、最富有欺诈性和虚伪性的人。如腐败分子陈良宇、杜世诚等就是如此,成克杰不就声称"一切成绩来自于党的培养"吗?
   
   然而,这次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后,通过媒体报道和全民互动,整个中国社会价值取向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一场不受官方制控的历史性转变。从国内到国外,中国与世界一样都被"类化"意识凝聚起来,无处不彰显人性中的良善和相互珍重的观念。这客观上对于重建中华社会的精神生态提供了机遇。而这决非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其实,早在二三千年前,古代中国两位贤帝尧和舜就曾有过如此对话: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此话的意思就是肯定普天之下同类的生命最为宝贵,最有价值。孔子也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名言。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对人的"类"价值有着朴素的理解。
   
   由于人是已知世界唯一具有智慧能力的生命存在形式,因此可以相互认同与敬重,这是社会文明的前提。世界全球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人的权利与尊严已成为全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今天,伴随着汶川大地震,中华社会意识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否定党性价值的观念革命——中华民族的"类化"意识在觉醒。未来的历史将证明, "类化"意识的觉醒,是启动中国从旧文明向新文明转变的最大动力。"类化"意识的觉醒,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此会走得很近。 被阶级对立与暴力对抗撕裂的太久和"国家主义"走的太远的中国,正需要"人类主义精神"的拯救!
   
   在人类步入后对抗时代,"人权高于主权"这一价值判断的形成,正成为人类"类化"意识逐步走向成熟的政治旗帜。由今日时代人们"类"概念及其话语体系所形成的"类"文化的核心,就是捍卫人权;而它的政治自觉正在于要求建立人人平等、社会民主、互爱、合作的政治世界化秩序,即保障人的自由意识与创新精神得以社会实现的权利要求。因此,主权必须敬畏人权。今天,中国的五星红旗最终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其实就是主权向人权的低头。
   
   现在,胡温当局虽表现出一定的开明姿态,也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但官方媒体仍未放弃使用国家主义的陈词滥调,抵制"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化潮流;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冲击人类"类"意识的觉醒;用文化特殊性排斥人类普遍价值观的老路。特别是在中国发生"3、14 "西藏事件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此外,今日中共党内还有不少保守势力,正在从"暴力革命"过程中所倡导的政党价值、领袖价值、阶级价值后退到推崇国家价值、民族价值和文化传统价值,以求开辟以主权对抗人权普世化的"新对抗主义"的战场。
   
   今天,中华社会面对举国同悲,全民救援的现实,官方仍在媒体上妖魔化达赖喇嘛与民运人士,并将许多民运人士与法论功学员救灾捐助活动视为非法,加以拒绝。由此可见,当今中共的党性价值(阶级性)虽已走向末路,但"红色记忆"捆绑的意识形态还在作崇。但愿未来的中国执政者能跳出这个窠臼。
   
   
   《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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