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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如火如荼的爱力:电影《左右》

    一个“借腹生子”的古旧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婚姻场景下被叙述;一场婚床之上的淫乱,在母爱的旗帜下招摇过市。如此就赢回一座柏林的银熊奖。你不是为王小帅的成绩喟叹,而是为这个世界不值。

   枚枝是房产经纪人,一套房子总是租不出去。一张显眼的床摆在客厅,来的人都觉得怪怪的。这个意象被精心保留着,暗示着一场事先张扬的通奸。枚枝带着女儿,再嫁老谢已经四年了。但婚姻中对前夫的苦毒与怨恨,老谢的爱与接纳再怎么温暖,也无法医治。直到女儿得了白血病,医生说如果有亲生兄妹配血,骨髓移植的希望最大。枚枝决心不顾一切,和前夫再生一个孩子。她执意摧毁两个再婚的家庭,也摧毁未来的孩子。影片描述了这一事件对两男两女的冲击过程。反而那个一心要被枚枝“拯救”的孩子,她的忧伤、苦难和命运,却被摆在次要位置,连一个特写的面容都缺席。

   饰演枚枝的刘威葳,对角色的解读很地道,她说,枚枝的动机与坚持,并非单纯要救女儿,她心里永远放不下对前夫的爱怨交织。尽管她反复说,若不是为救孩子,这辈子也不愿再见他一面。但当前夫在医院,走向为人工授精预备男方自慰的房间时,枚枝不由自主地跟着,直到前夫尴尬地说,你就不要再跟上了吧。在伦理学上,人工授精被称为“技术性通奸”,离开婚姻之外的性欲,和离开夫妻合二为一的生养,在根本上藐视和修改着人类生命的意义。结果三次授精都失败了,枚枝说服前夫,瞒着各自的爱人,终于在母爱名义下一场“高尚”的通奸,成为对她过去的一种医治。只不过所有人的现在,都成了这一医治的牺牲品。

   这不是关于母爱的故事。是关于人间的爱如何被扭曲、被撕裂,如何被推上宝座,成为生命中最大的偶像。多年前读弗洛姆的《说爱》,有句话过目不忘,他说,“爱不是我们对某个人的态度,而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态度。若有人说,他爱自己的妻子,却不爱其他人。他的爱则必定是虚假的”。虚假的意思就是自我投射的偶像。美好的事,往往是更美的事的敌人。希腊文中的爱(agape),指向定意的爱、盟约的爱。是意志的降服,而非情感的牵引。是全然的委身,就如《圣经》中反复四次说到婚姻的定义,“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从此在对方面前彼此遮盖。夫妻之间,再也无法向着对方全然委身、赤露敞开了。

   无论枚枝和老谢如何相敬如宾,他们最大的婚姻悲剧也是在此。可以分享彼此的肉体,却无法彻底分享彼此的灵魂,和灵里最深处的记忆。借腹生子的故事,不过是这种不能赤露敞开的爱,所结出的一样果子;在他人那里,所结的果子又有别样而已。

   刚出版的C.S.路易斯的名著《四种爱》,也有句触目惊心的话,“爱唯有不再变成上帝,才不会沦为魔鬼”。 我爱看两种电影,一种没有盼望,但真实地显出人不愿看见和面对的黑暗与挣扎。你看了只有三个后果,要么寻求救赎,要么自杀,要么承认活着就是一场虚空。第二种是在此之上,并给出了真实的信望爱。可怜进入21世纪后,后种电影就如阉党的胡须一样罕见。

   我越来越厌恶的电影,就如这部《左右》,是在这两种之间,非要给出一种人文式的、小资式的、文艺腔式的和偶像崇拜式的虚假盼望来。枚枝一意孤行的毁灭性冲动,在两对夫妻中,最终都得到谅解,在对一种全然委身的爱的欺骗与自欺,放弃与自弃中,两对夫妻都回到了餐桌边,发出清脆刺耳的咀嚼声。

   就如影片的英文名,“in love we trust”(我们相信爱),改自美国钱币上的铭文,“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林肯被刺前签发的最后一个法案,就是在硬币上铭刻这句话。1956年7月20日,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查尔斯。E.贝内特的提案,把它刻在了所有钞票和政府办公大楼上。当圣经说“神就是爱”,反面意思是离开爱的源头,人不可能知道爱,也不可能活出完整的爱。但人文主义者却把它变成了“爱就是神”。一旦超越的圣爱被抽空,一个被爱充满的人,就与至高者同等,似乎成了爱的化身。就如在加尔各答,特雷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人们也刻着这句被修正了的信条,“in love we trust”。中文出过两本特雷莎的传记,《活着就是爱》,和《在爱中行走》——我唯独喜欢后面这个书名。

   在中国,“母爱”成为人文主义的偶像,是从冰心开始的。作为一个文化基督徒,冰心在她的诗歌和《寄小读者》中,化用了圣经中许多颂赞上帝的句子,来歌颂母爱。将之称为我永恒灵魂的归处。她说,“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移向光明……我只愿这一生一念,永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明,来讴歌颂扬这种神圣无边的母爱”。

   这种对信仰的人文主义改写, 一旦从磐石上滑落,无法在生命中扎根。在冰心那里,神圣化的“母爱”轻易就滑向神圣化的国家主义之爱。1949年前,她写到,“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但国家主义之爱,又如此轻易就滑向了个人的偶像崇拜。直到1977年11月19,冰心写出《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一文,仍以颤抖的笔描述瞻仰领袖遗容时的晕眩感,“我走出了瞻仰厅,在刻着万年青的白石栏杆边站了一会。我的头上是多么灿烂的阳光呵……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清新的空气,我觉得浑身是劲,我觉得我年轻了五十岁”。

   1978年2月10日,巴金致信冰心,说这篇文章“我最近又读了一遍,写得好,很自然,很亲切,又很感动人”。

   可怜30年过去了,王小帅的“in love we trust”,不过仍是冰心式的投影。30年前,这种爱的偶像化,不可抑制地滑向了个人崇拜;30年后的“爱就是神”,在这个虚空、相对和狐狸般的后现代,却又滑向哪里?

   200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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