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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彼/此
本书共十二余万字,分为三个部分:
彼(过去时)——人性中极端的状态,沌净与邪恶。相当于是一部成年人的童话。偏向于优美、梦幻的描述。是超验的存在。
/(彼与此之间)——相对应的是文化、历史以及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叉点:什么样的历史必定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以记叙为主。是串连起历史与现实的一条可靠线索。是经验的存在。
此(现在时)——生存中的具体问题。责任、义务、承担、追求、理想、成功、权力、欲望、贪婪,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变异、异化、混合、交媾,而产生出的现实之怪胎。文体多为经验性叙述、阐释及议论。是经验的此在。
本书对人性及人生,产生出深深的绝望,如果你仍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慎入。
·彼/此
·彼——一篇找不到历史对称的文本
·/——一场现实中的人与事
·此——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叉点
·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等待另一只鞋子·一直向北走(舞台文学剧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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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来源:参与
   
    网聊时间:2008年6月8日
       
       网聊地点:中国学术论坛聊天室

       
       
       对话人:汪建辉 陈家坪等
       
       
       1、你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反映的是中国哪个时期的生活?
       
        中国地图讲的是1949年以后(我从来就不愿意说“解放后”三个字,因为我认为事实是相反的),到几乎是今天的一个普通的、有信念有理想的人的生活。如果用胡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假面的、失去了真我的生活。
       
       
       2、你所认同胡平先生说的,中国人假面的、失去真我的生活,你自己是怎么意识到的?
       
        我是在媒体工作,接触到大量的新闻。我发现中国人读新闻已经达到了一个共知的超越新闻本身的认知——那就是“正面新闻反着看”。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新闻上说某某东西不会涨价,那么事实就是一定会涨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出现假面的、失去了真我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3、你是怎样看待历史的?
       
        我认为反映在意识之中的历史是不真实的。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录。但是,在众多的自由选择之下,汇集起来的记忆和记录会形成一个相对的宽泛的真实。当然,这个问题再深究下去,就要涉及到可怕的“自由”二字了。
       
        以我的小说《中国地图》的主角特务的一生来分析历史,特务的历史方向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作为的特务,但是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他并不是一个实事上的特务,因为他没有接到过一个任务,也没有完成过一个任务,他只是在准备、等待。以至公安及法院都无法为他定罪。因此,如果用特务这个形象来关照历史,就会得出历史是无法创造的。如果你非要去创造,那很有可能就走到反面去了。
       
       
       4、我想你说的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录,这会提供出一些真相来,帮助人们去了解真实。通过你的小说描述,我们看到了特务的真相,但他却不能构成真实,为人识别他是一个特务。当然,这本身也是一种真实,建立在一种错位中的,为读者所获得了,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看懂你这个问题。
       
        但我在很多场合一直喜欢说这一句话:有毛泽东时,蒋介石就一定也要在场。我从来就不去分析他们谁对谁错、谁真谁假,关键是一定要有另外一种力量。不能够将蒋赶到一个小岛上去,让毛一个人在一个大舞台上独自跳舞。中国(包括特务)命运的祸根就是从那时种下的。
       
        支持毛或支持蒋,是个人的选择。我没有必要(也不能)去帮别人作判断。但是我认为,生活在一个只有毛(或只有蒋)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则是一种耻辱。我们正处于这种耻辱之中。为了减轻这种耻辱感,我只有偷偷的“充满了敌意”的写作——这就是廖亦武给我下的定义“文学特务汪建辉”。
       
       
       5、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从文学史上来看,有过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我一直喜欢说:“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名字就叫《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就是想探讨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那个小说一直沉睡在我的硬盘里。一个历史就会有一个文学形式,我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最好的例证。我总会想,与我们这个时代对称的文学形式会是什么呢?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言论”和“政论”。原因是: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将它们言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显得尤其的重要与迫切。
       
       
       6、事实上是,人随时都处在一个需要“表达”与“言说”的时候,这如何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对称的文学形式了呢?
       
        我认为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基础大至是同等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读书写字。这不同于以前所有的时代,读书的人相对很少,所以需要表达的也相应要少些。另外,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接收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途径空前增多(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知道的信息多了,想要发言的冲动就随之而生。这是每一个人介入这个时代的最好的证明。当然,这也造就了这个时代快餐文代的盛行。
       
       
       7、你个人的历史与你写作中的这段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的历史应该是很平淡的。我小的时候没有受过什么苦。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记忆是我还是天天都有肉吃。最初走近文学,是写诗——就是现在看来很恶心的那种小情调的爱情诗,看到任何人都爱、也可以把爱给任何人。当然直到后来才真正知道,我竟然不能爱自己真正的所爱。是他们不让我以我自己的方式爱,而必须以他们的方式来爱。于是,我就只有放弃了爱。
       
        后来经历了一次在这里不便说的灾难。在我的思考里,我发现诗已经不能够“准确”的表达我的想法,于是我就放弃了诗,而开始选择能够更“准确表达”的小说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说到这里,又要回到上面所说的——“语言是历史的必然对称”——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对应的文学文本一定不会是诗。
       
       
       8、你所说的“他们”能表达得更具体一些吗?这种对立似乎成了你表达的必然性了?还有我想问的是,时代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那它是唯一的存在吗?回头看每一个时期,就是在同一个时期里,也存在着这样很多个不同的唯一?
       
        “他们”就是把我们全都给代表了的一个抽象的组织。于是产生了我的反抗。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一种“有敌人的写作”。有时我也在反思在这种写作里是不是充满了恶意。是的,我的所有作品里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是我的“恶意”伤害了他们。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让我笔下的人物能够过的好一些,但是我不能做到。因为我心里头的敌人太强大了。不过,我还是在心里给自己找到了解脱。我对自己说:那些成功的主角,有那么多“主流作家”写就已经足够了。我不能加入进去,让虚构的幸福和成功更加泛滥。
       
        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文学形式,我所说的时代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东西而已。
       
       
       9、你作品中的人物是怎样形成的?他们都有原型吗?
       
        我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原型。他们都是我凭空捏造的。《中国地图》中的特务这个角色,是出于我对理想的憎恨,才编出的一个人物。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茶,谈的话题是人生要先有一个目标,而后才能去为之奋斗。我说理想在更多时候是害人的。比如那个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那个共同的主义想理。我说服不了别人,于是我就想,我要写一个故事,让人们清楚的看到理想是怎么一步一步将人害死的。于是我就想出了特务这个有理想的人物。
       
        另外,我还想说:特务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它却是存在于人的骨头里的。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起了一个副标题——一幅中国人的精神地图。
       
       
       10、特务的理想是一个特例呢,还是一个常态中的人的理想?它们应该是不同的吧?但他们是不是有互相照应的关系呢?
       
        特务是一个特例,他在现实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我写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隐喻。这个隐喻直指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的理想”。说白了,就是通过反特务的理想,来反这么多年来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共同的理想。
       
       
       11、(有网友问)主人公对其特务身份如此迷恋的内在根据是什么?
       
        我想问这个问题的人大概没有看这本书。很明显的,小说中的主人对其身份的迷恋,是因为他想要为他的父亲和家人报仇。他的父亲在1949年被当时的革命者给杀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就叫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2、从命运的角度上看,你作品中的人物大致有哪几种命运?各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在小说《中国地图》中。主要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特务,另一个就是他的弟弟新国。我在写作时,我是这样想的,特务代表着邓时代之前毛时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价值——理想;而新国则代表着邓时代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现实。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人精神的两条平行线。当然最后在小说的结尾中,他们相遇了。相遇的结果是:弟弟新国杀死了哥哥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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