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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几种结局

   六四的几种结局

   史来

   历史不能假设。发生的事情是特定条件下的概率组合的结果。但反过来说,概率论告诉你发生过并不一定是必须发生的,历史只是一个从可能性变为既定事实的过程。假设历史结局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这是古今中外研究历史的共识。回避和隐瞒是自欺欺人的愚昧,不能面对自己历史的民族必然将走向衰退。

   要讨论64的可能发生的几种结局,首先应该讨论不可能发生的结局。在概率论中,小于5%可能性的就可以定位'不可能'。64后不久,就出现了在以后19年里日益流行的一个论调:如果当年的学生领袖上台,中国将面临东欧苏联的悲惨结局。这个论题从网上流行开始,逐渐变成了知识界的一种共识,以至于几代大学生的头脑里都安装上了这个概念。稍微懂点历史的人就知道古今中外没有这样的先例。任何一种类似的社会动荡,站在前沿的学生运动从来没有主宰过历史进程。当年的学生就和历来的学生一样,他们被不自觉地推上了历史舞台,扮演着不知所措的角色。无论他们后来的个人成长轨迹如何,他们对64的发生和结局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今天的中国知识界还没有能力让寻常百姓明白这个浅显道理,那今天中国所处的社会文化心态就让人感到可怜和不安。

   同样的逻辑,即便64的动荡继续下去,中国不可能在1989会出现东欧或苏联的全面性动荡和衰退。把当年这些国家的经济数据拿来看看,再和中国文革后发展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把各种参数组合起来,看一看上升和下降的趋势。不久前还有人说前苏联崩溃前有多少令人炫耀的固定资产。 在一个僵硬的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系里,政府经营的破产就是全民的破产。当运转失灵时手上还有多少白银和钢铁是毫无意义的。东欧和苏联当年还比不上中国文革结束时状况,也许和满清末年接近。当年清廷的国库在鸦片战争前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在80年代初期开始了改革,同时在国际环境中没有象东欧或苏联面对欧洲文化认同的巨大压力。民生在提高和改进。大多数百姓仍然对养家糊口的工作保障充满信心。1989中国社会整体心态不是毁灭性和破坏性的,而是改良性的。中国在64中迟早会有相应的政治力量在短期内控制局势。

   所以讨论64的好坏结局,事实上是讨论一个固定框架里的尺度问题:比如那种政治力量在64中获得胜利;比如短期动荡的深度或广度以及所带来的相应结果。一个可能的良性结局是改革派迅速平息局势,并以此摄取政治资本而进行党内的利益重组,并进一步实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简单的讲,邓小平92年后做的事情,以及他多年来挂在嘴边的一些政策(有些至今尚未实现)都可以在89年后开始。这种可能性并不小,在64前的3个月内,有几个提供转机的时间段。但需要有抱负的政治家敏锐地把握时机,需要改革派挺身而出平息动荡,也需要改革派懂得于邓小平在内的掌权派妥协和保护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政治资本。任何在64前和平平息学潮的派别都将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本。可惜的是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过于顾及自身小家利益,错误判断形势,缺乏于学潮背后的知识界的互动而失去了机遇。当时的改革派在64早期以观望保身为主,期望动荡形势的扩大对邓小平等形成足够的压力后再登场,给其他寻机而动的人提供了机会。讨论64的人往往爱讨论责任。其实残酷的政治斗争只有你死我活的结果,讨论责任没有意义。但在中国特色的定义里,责任的含义是没有把可行的变成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讲,64的责任当然不会是学生和军队,而应该是有政治权力的党内改革派和站在学运背后的文化知识界。这两个力量在64的起因,过程,和结果里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由于视野狭隘和缺乏政治策略政治气魄党内改革派失去了机会。而中国当时的文化界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影响力,所能作的就是鼓噪一时,然后躲进大使馆或逃亡海外。这点比较一下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显而易见了。看看当时的民权组织是如何有条不紊地进行多层次的活动的,再看看白宫内政治斗争是如何开展的。当然美国的体制与1989中国有根本不同,但果敢的政治家和有牺牲精神的社会文化界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动力。

   64可能较糟的结局在于政府内权力斗争过于胶着,动荡局势拖延而扩大,从而给另外一些政治力量提供机会,甚至对邓小平等幕后改革派形成威胁。任何带有军方背景的军事主义势力上台都将带来倒退和灾难。如果事态不能很快平息,更多的军队势力将介入政治斗争中,最后的镇压也将更加残忍。事实上,可能对中国造成较大动荡的不是当时的改革派,而恰恰是保守派和初露面目的军事左派,因为他们会带来前后矛盾的政策和类似文革的政治混乱。但总体而言中国当时的改革方向很难彻底扭转。

   大多数人认为当年64最大的成果是保持了稳定。其实如前说稳定是政治斗争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任何一派的目的。64的最大成果事实上是保留了党内改革派。虽然有下台和逃亡的,但大量没有贴上标签的改革人物都保存了下来,这其中包括当今的政府的组成人员。换句话讲,92年后延续至今的各种改革成果都来源于64后被保存的政治人物。64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跨上门槛的机会,直到今天,当政者还只能通过在类似大面积疾病和地震的突发事件中表达他们要改革体制开放言论的欲望。如果回顾一下85-89年的各类媒体,各种思潮已经含苞欲放,包括党内选举的建议早已形成。而过去19年中,哪怕一个小小的政治禁忌都难以突破,大众的心态已庸化于肤浅和幼稚。几个残留的国内自由派理论至今没有超越80年代的成果。许多人认为这些问题并不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看看文艺复兴后欧洲的崛起和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崛起。以及战后日本的发展。如果中国不能尽快形成崭新的意识形态,将无法成功崛起为世界主导力量。因为中国有民族问题,周边地缘政治问题,世界环境已经无法给中国提供一个平和的自我修炼的环境。经济下滑已经近在眼前,各种隐含的问题即将爆发,而中国的社会形态,大众心态,政治结构都还在犹犹豫豫的徘徊中。64阻断了许多政治文化进程,而这些进程大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练才会转换成正面的社会成果。64断痕使得中国失去了不该失去的机遇,这点将在未来的时间内愈加清晰。如今讲的所谓以人为本执政其极限也就是唐宋巅峰时的仁政,无法代表全球化市场经济生活的本质。 当然这也看出在当今中国政治中哪怕一个新概念的提出也是举步维艰。这使得大量的政治资源浪费在僵硬的体制里。64断痕带来的阻碍20年来还是如此显著。中国的前进,还是要回到64前的80年代的成果中来,必须站在当前世界潮流上。可惜的是时间和机遇都转瞬而逝,始终没有跨上这个台阶就意味着通向前方的大门正在渐渐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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