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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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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藏会谈说明了什么?

来源:北京之春

   一、中共其实早就知道并且也承认,达赖喇嘛不是要独立而只是要自治

   西藏事件发生戏剧性变化。4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不显眼的位置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有些愤青责问道: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怎么可以和他对话呢?其实,这个问题正应该反过来问: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中国政府自然不会和他对话。但既然中国政府同意和达赖喇嘛对话,这难道不表明,中共政府其实知道达赖喇嘛并不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和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吗?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过去几年间,中国政府曾经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有过六次对话,而按照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对话底线: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这就是说,如果达赖喇嘛方面主张独立,中共方面就不会和他们谈;反过来,如果中共和达赖喇嘛谈了,那必定是中共承认达赖喇嘛不要求独立。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早就明白达赖喇嘛不是要求独立只是要求高度自治,所以双方才会有这六次对话。

   日前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中央与达赖代表前六次会谈”。文章介绍说,前两次会谈是“参观性质”,第三次“双方开始讨论一些问题”,第四次“接触到实质问题”,第五次“就实质问题会谈一天”,第六次“与北京的对话进入一个关键性阶段,但是双方在涉及西藏的几个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当然是排除了独立问题的。这里所说的“重大分歧”,当然不是独立与反对独立的分歧,而只可能是其他的分歧,只可能是在自治的具体内容上的分歧。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其实是知道、并且也承认达赖喇嘛的主张是自治而非独立。只不过双方在自治问题上的主张差距太大,谈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前几次对话都破裂了。

   中国政府说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是“实质独立”,是“变相独立”。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正像我原来讲过的那样,对照中国政府在香港、澳门实行的高度自治,尤其是对照中国政府许诺给台湾的高度自治,藏人提出的要求并不比它们更高。既然如此,中国政府凭什么硬说人家藏人的自治方案是“实质独立”、“变相独立”呢?

   顺便谈谈雪山狮子旗和“自由西藏”的口号。雪山狮子旗本来是清政府给西藏政府制定的一面军旗,后来就成为西藏的象征。从清代到民国,中央政府都是认可这面旗子的。如果你一口咬定雪山狮子旗就代表西藏独立,那岂不等于承认在清代在民国时期西藏是独立的吗?那岂不等于承认西藏自古以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我要强调的是,雪山狮子旗并不等于西藏独立。主张西藏独立的人打这面旗子,不主张西藏独立的人也打这面旗子,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到这面旗子就认定别人是藏独。几天前,当局在广东发现有工厂印制雪山狮子旗,立刻就判定他们是在支持藏独,立刻就把旗子统统没收。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

   再有“FREE TIBET”这个口号,可以翻译成“自由西藏”或“西藏自由”,或“解放西藏”,但不可以翻译成“西藏独立”。“FREE TIBET”无非是说要使西藏摆脱压迫,并不等于要求独立。譬如过去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和现在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不应当翻译成欧洲独立或亚洲独立。文革中四川造反派有个口号“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难道你可以理解成是要大西南独立吗?

   不错,西藏不是香港、澳门,更不是台湾。中共不肯把吃下的东西再吐出来,所以它拒绝达赖喇嘛关于真正自治的要求(参见我的《西藏问题之我见》)。问题是中共太不老实,它不肯明白承认这一点。它硬要给达赖喇嘛扣上藏独的帽子,再加上它把雪山狮子旗和FREE TIBET的口号不由分说地指为藏独的标志和口号,这就不仅把达赖喇嘛和藏人,而且也把一切同情他们的汉人以及国际社会,统统都打成了“分裂势力”,并以此刺激起那些不明真相或不求甚解的华人的敌意,从而掩盖了中共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不良用心。我上面的分析已经证明,中共对达赖喇嘛搞藏独的指责,是和它早就与达赖喇嘛进行过实质性对话这一事实相矛盾的;进而也就证明,中共对达赖喇嘛搞藏独的指责实际上是蓄意的误导。

   二、3、14拉萨骚乱不是达赖喇嘛幕后策动的

   5月4日,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在深圳举行了自今年3月西藏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对话。正像我们先前估计的那样,这次对话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关于这次对话的具体内容,双方都还没有公布。中共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磋商中申明:中央政府针对拉萨'三。一四'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依法行事,是完全正确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这次对话首先谈的是这次西藏事件。估计藏人方面要求中共放人。因为据报道,从3月10日至今,至少有三千名藏人被捕。中共方面则声称它的镇压是依法行事,拒绝放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这大概就是第一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我们都还记得,早在这次西藏事件爆发之初,中共就指控达赖集团幕后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当时达赖喇嘛就反驳,要求中共拿出证据,至今中共方面并没有拿出证据。中共公安部提到藏人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其实,这个“大起义运动”根本不是秘密,它早在1月4日就发表在海外藏人的公开的网站上(www.TibetanUprising.org.)。就像谈革命不一定就是暴力革命,同样地,谈起义不一定就是武装起义。这次藏人说的大起义,实际上是指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所谓大起义,实际上是号召流亡藏人徒步回乡。它和搞暴力搞武装毫不相干。再说,这个计划也不是达赖喇嘛提出来的,而是另外五个藏人团体提出来的。(参见维基百科“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条目)

   要说藏人策划搞暴动,为什么他们不去先攻占兵营、政府机关和要害部门,而却要去攻击老百姓呢?为什么不拿上象样点的武器,而要从地上捡石头呢?拉萨地区驻扎大量中共军警,那些搞打砸抢烧的藏人难道就没想到他们会被强力镇压吗?中共说它在某个地方,发现了藏人有多少枝枪,多少发子弹,多少炸药,用来证明藏人图谋武装暴动。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第一、这么少一点武器,绝不足以去搞武装起义;第二、凡搞武装起义者,必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动手前不动声色;决不会把武器藏在家里,自己先上大街乍乍呼呼地搞和平示威,引来军警抓人抄家,然后把武器一件一件地抄出来。天下哪有这么傻的武装起义呢?

   前两天,中共媒体说逮捕了很多“暴徒”,有的暴徒认了罪。有暴徒说他们是“受了坏人的指使”。那么,坏人是谁?叫什么名字?报上没有说。为什么不说?因为根本没有,因为是捏造,是苦打成招。若说坏人指使,试问是怎么指使的?凡有头脑者都可以想一想,难道达赖喇嘛或藏青会有那么愚蠢,竟然组织藏人打砸抢烧,这不是给中共提供理由镇压自己吗?

   中共指控达赖喇嘛策划打砸抢。如果真有这回事,那会是怎样发生的呢?让我们帮它编编看:

   达赖喇嘛的人、或者藏青会的人,打电话发电子信给拉萨的藏民说:

   “扎西,达瓦,你们3月14日这天带领大伙到拉萨大街上打砸抢去!”

   “带枪去带炸药去吗?”

   “不带不带,枪枝和炸药都放在家里,就空着手去。”

   “那我们怎么打砸抢啊?”

   “用手打用脚踢啊,地上捡石头扔啊。顶多带一两把刀去。”

   “拉萨军警那么多,边境上守得也很严,他们抓我们怎么办?你们怎么给我们安排后路呀?打完砸完后我们怎么跑啊?”

   “我们没给你们安排什么后路,共军要抓就让他们抓吧。”

   请大家想想看,这难道是可能的吗?天下哪有这么蠢的策动者?天下哪有这么蠢的人,能被这种“策”而“动”?

   由此可见,3,14暴力行为决不可能是预谋的,而只可能是即兴的;不是事先组织的,而是当下自发的。3,14暴力行为只能是在和平抗议遭到暴力镇压的现场直接刺激下的一种突发事件。

   5月4日,《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怎样化解西藏事件的公关危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单光鼐教授邀请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等深入对谈。其中一节谈到“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他们认为,西藏事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3月10日事件是第一个阶段,是藏人和平示威,由于当局未能控制住,“自然而然地就将众多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外地生意人不满的人聚集起来,且裹挟进去,经过三天的发酵,最终演化为'3.14'骚乱。这可以称之为'万州事件的拉萨版'”。应该说,这种描述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尽管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下,几位作者还不能把什么事都说得很透彻,但是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不简单了。

   众所周知,重庆万州事件是一起群体性骚乱。2004年10月18日,万州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一名挑夫,引起旁观者的愤怒,很快就聚集了上万人,导致交通堵塞,群众冲进政府大楼,砸玻璃,抢电脑,损坏财物,在街头纵火烧汽车。其实,象万州事件这样的群体性骚乱,在如今的中国层出不穷。例如2003年1月6日,安徽合肥工业大学两名女生在校门口被车压死,第二天就有两万学生冲上街头,冲进省政府,在沿路街道和省政府大院里还有人打砸抢和纵火。2005年6月26日晚,在安徽池州,一辆高档轿车把一个学生挂伤,发生争执,交警来处理,老百姓不满意,说交警腐败,偏袒权贵,于是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还抢了附近一家超市。据统计,仅2005年一年,这类带有打砸抢烧行为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就有四千多宗,平均每天十几宗。

   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博士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这类群体性骚乱和一般的维权活动不同,它们是突发的,自发的,不是事前有组织有准备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参加和平抗议的本来都是僧尼,而搞打砸抢烧的则基本上是附近的藏人市民。在这类群体性骚乱中,不但有人打砸政府机关或焚烧军警的汽车,而且还有人抢商店,围攻超市,焚烧酒店和公车等,间或也有无辜的平民受到伤害。一般来说,在维权运动或政治异议运动中,参加者们都很自律,不会搞打砸抢烧一类暴力行为(例如在八九民运中,学生还组成纠察队,不准外人进入,就是怕有的人进来后作出过激行为,给当局镇压提供把柄)。按照于建嵘的分析,这种群体性骚乱反映出政府的管治危机,反映出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缺少正当的表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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