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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待人的冷与热

   儒者待人的冷与热

   一曾有人含蓄批评我过于清高狂狷,不利团结、不利儒学宣传及个人发展。我在《不许德残智弱近身,谨向豪杰圣贤顶礼》中已有所说明:

   作为文化人,对民众也好、官员也好、“向往民主的人”及民主人士也好,在思想文化上不仅不能迎合他们,而且负有引导的责任----至于他们接不接受引导,另一回事----不能因彼辈一时不理解或者永远不认同而不尽心尽责。此外我没有义务非见什么人不可,既使对“向往民主的人”及民运人士也一样---我不是民运领袖政治人物,亲不亲近他们,不至于影响到他们对民主的向往及追求。

   其实,“个人的发展”不是我关注的重心(全面地表述应为:我关注的重心不在个人外部的发展而在内部,而内部的圆满必须借助并通过外部的发展而达至),民运也不是我的全部追求,“团结”民主人士不是我的主要工作和责任(又,并非一挂民主人士的头衔者,就是民主人士,就值得团结。)另外,老枭纵有“清高狂狷”之嫌,也未必“不利于儒学宣传”,儒学的弘扬与一般思想宣传是不同的。

   而且。我的“清高狂狷”并未“过于”----仍控制在儒家义理许可的范畴内。儒家朋友交往以德为目的,对交往行为有许多否定性规定,如“毋友不如己者”,不要滥交“损友”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对孔子“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的教导,后儒解释不一,后人褒贬纷纭,程颐所解最为中肯:“毋友不忠信之人”。陆九渊明确指出:“友者,所以相与切磋琢磨以进乎善,而为君子之归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恶可与之为友哉?”(《陆九渊集》卷三十二)

   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邀请马一浮来任教,马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坚辞不就。能说马一浮“过于清高狂狷不利儒学的宣传”吗?(相比老马,老枭谋一讲席不得,不免惭愧,然非老枭之耻,乃时代之耻也)

   五省联帅孙传芳拜谒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提议:可以推说不在家。马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能因此说马一浮“过于清高狂狷不利团结”或不够儒家吗?

   马一浮拒见孙传芳,与孔子拒见孺悲异曲同工:“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孔子何以不见孺悲,史籍中并未有明确记载。有说是因为孺悲“不由介绍”的。《仪礼-士相见礼》疏:“孺悲欲见孔子,不由介绍,故孔子辞以疾”;有说是孔子为了“发其蒙”的。李充说:“今不见孺悲者何?明非崇道归圣,发其蒙矣”; 有说是孺悲得罪了孔子的。朱熹《集注》说:孺悲“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有说是孔子予以“声教”的。张岱《四书遇》中说:“‘取瑟而歌’,是以声教也。既已耳提,何必面命?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天何言哉!”。有说是孔子“疾恶”的。正义曰:此章盖言孔子疾恶也。有说是孔子“不屑之教诲”的。程颐认为孔子的做法正是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见朱嘉《论语集注》卷九)

   统统都是臆测之词,不足为凭。我想,孔子拒见孺悲,与马一浮拒见孙传芳一样,不一定有什么深意,不喜欢见这个人罢了。不想太失礼,故“辞以疾”,又不愿撒谎,故“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三儒家待人接物,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原则,但具体态度则因人而异:不同儒者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同一儒者对待不同的人,态度也各不相同。见了珍宝双手抱,见了垃圾一脚踢。见英雄竖拇指,岂拍马哉?遇狗熊挥大棒,非无礼也。

   不许德残智弱近身,谨向豪杰圣贤顶礼,正是儒者本分。如马一浮,对五省联帅孙传芳很“冷酷”,对文化同道熊十力却极热情(熊师本人也是很能“冷”的,他说过: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据谭特立《理学大师马一浮的佛学情》载:

   1929年,正在杭州的熊十力慕马一浮之名,请当时浙江省图书馆长单不庵介绍欲结识马一浮。单不庵知道马一浮不轻易见客,便把这种情况告诉熊十力。熊十力遂将自己改定的《新唯识论》先寄给马一浮。正当焦虑地等待回音之际,忽一天,马一浮居然亲自上门来看望他了。马一浮对熊十力说,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未来,是因为在拜读他的大作。马一浮是在读了《新唯识论》才决定与熊十力相交的。此后两人书信频频,相交甚笃(十力师不修边幅,马一浮却庄重典雅,二人性格差异极大,后因在创办书院问题上的分歧而失和,兹不详)

   当今中国,别说熊十力那样的风流人豪了,论个人品德,朝野间包括自由阵营中,连孙传芳式的人物都希有之至(孙传芳不仅知道尊重文化人,其拒不降日与虔心皈佛二事,亦足见一定水平的德与智)。老枭待人的态度,比起马一浮诸位前辈,已是更加平易圆融热情中庸了。然我再平易一百倍、情热一千度,又向何人去表现呀? 2008-6-1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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