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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会尊重和举荐逃兵

   儒家不会尊重和举荐逃兵

   一在枭文《地震中孔子会先跑吗?》后,yankee曰:

   孔子推荐鲁国逃兵以重任,“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推荐逃兵担当重任之事,不太可能属实。理由有二:

   一,孔子荐逃兵之事仅见于《韩非子-五蠹》,而《韩非子》、《庄子》等书常借寓言故事以论理或“攻敌”,所非多言史实,无可信度;

   二,仁与勇、忠与孝是相辅相成的。有仁必有勇,无勇必不仁;可以移孝作忠,不能为孝不忠(认为公与私、忠与孝绝不相容、提倡绝对的忠孝观的是韩非等法家,非儒家也)。临战而逃,大不义。逃兵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举荐。根据儒家义理,孔子当不会这么做。

   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字伊川) 说过:“如执干戈社稷,到急处,便遁逃去之,言我有亲,是大不义也”。

   程颐认为,子畏於匡,如果孔子不幸遇难而死,颜渊“无可死之理”,也就是说,不应随之而去;但如果孔子遇害而颜渊在场,“又不当言敢不敢”,不能顾自逃走。别说颜渊,一般两人“同行遇害,固可相死也”,就象“二人捕虎,一人力尽,一人须当同去用力” “当此时,岂问有亲无亲”,如果认为有父母亲在,不能死,开始就要慎重,不要去冒险,不能事到临头,却以“吾有亲”而逃避(见《河南程氏遗书》)。

   《河南程氏遗书》中程颐这一段话,对于儒者面临危难时如何选择,大有启发意义,特录原文于下供读者参考。

   或问:“子畏於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然设使孔子遇难,颜渊有可死之理否?曰:无可死之理,除非是死,然死非颜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当言敢不敢也。

   又问:使孔子遇害,颜子死之否乎?曰:岂特颜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害,固可相死也。

   又问:亲在则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尽,一人须当同去用力.如执干戈社稷,到急处,便遁逃去之,言我有亲,是大不义也.当此时,岂问有亲无亲 但当预先谓吾有亲,不可行则止.岂到临时却自规避也 且如常人为不可独行也,须结伴而出.至於亲在,为亲图养,须出去,亦须结伴同去,便有患难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饮酒.一人大醉,在地上,夜深归不得,一人又无力扶持,寻常旷野中有虎豹盗贼,有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晓.不成不顾了自归也 此义理所当然者也.礼言亲在不许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盖有亲在可许友以死者,有亲不在不可许友以死者.可许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类是也.不可许友以死,如战国游侠,为亲不在,乃为人复,甚非理也。

   三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根据上述言论,或许有人会问,管仲私德不佳,甚至曾临战而逃,却不影响孔子对他的高度评价,在逻辑上,孔子“推荐鲁国逃兵以重任”是成立的。

   其实,这两件事似同实异,不可“一视同仁”。孔子誉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是誉其大功劳、大公德而非“临战而逃”的劣行,而且管仲的勋绩已成为历史事实赫赫地摆在哪里。孔子誉管仲,在儒家,是个特例而已。

   儒家的褒、臧、否、黜、陟、贬、退、讨都立足于特定场合、遵循特定原则、有其特定对象,褒贬如实,一分为二。孔子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功勋卓著,但对管仲的个人德行则持批评态度,评价管仲器小、不俭、无礼。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同时应注意到,对管仲的评价,孔子师徒已不尽一致,孔子“如其仁”之语也似不无保留,到了孟子,就不以齐桓、管仲为然矣。2008-6-14东海一枭《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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