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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中国民主人士的自然心态

   
   
   
    走民主的道路,就连现在的独裁帮头、胡锦涛也不得不认同,关键是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如何走法?怎样徐徐渐进?这一点,对于在政治顶巅或欲在政治顶巅用智慧闯世界的人来说,或许都有着自己不同他人的具体行驶的方略,而且,这个不同的方略或见解,也是歧异多多,很难在开初就能统一起来。可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矛盾,真正的智者,应该能面对这样的条件,从新策划新的步骤,来适应当前我们所处的中国形势。
    最近,看了民运中人王希哲的一些言论,王先生不仅还停顿在“左派右派”意思形态里没有走出来,而且思想还相当地顽固,就因为他在不得不驻扎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总部被美国什么重要角色接见时的躬身折腰的奴性像,使我感觉其没有什么大度的心胸,而且还看到过与他同时坐牢的郑先生的对其基本否定的论述,虽然我也提醒过郑先生不要太否定王希哲先生,可仔细看他的文论,确实有许多令人摇头的成分,特别是,一个在民运上层行走的人,如果仅仅的停顿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还谈什么民运事业的发展?

    更何况,不论谁,企待被“胡帮办(阿衍语)”招安都是幼稚可笑的行为,这样的人,不论他站在什么立场,只要是仅仅的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而争争吵吵——愿做“搅屎棍”、暂时我们就没有必要与他共谋天下了,虽然我们将来也离不开这样的人来应局,需要这样的人做我们做不过来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人,若是任由其策划民主进程,因为他没有这种素养,也太难为了他。
    中国民主进程之所以处处受制,有人说中国人不勇敢,害怕牺牲,余音是:大家排好队伍,都学谭嗣同,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任由独裁的刽子手挥舞大刀,独裁的杀戮者肯定杀不过来而会累坏,也就不得不与没有被砍掉脑袋的人妥协。若是这样简简单单地采用如此办法,确实民主能成。问题是,谁做牺牲者?一个两个,十个百个,很容易凑齐,若是成千上万的把脖子伸出去,也太看傻我们的民族。是说,这样想的人,未免是聪明绝顶——愚蠢至极,揭穿了,自己却不会去做这样的牺牲品。
    最近,我们许多的同仁,在给民运群体制造一个叱咤风云的工作平台上基本已达成了共识,但是,让大家走在一起时虽然情愿这样,可就是缺少经济事业的底蕴,也就解决不了起码的生计,那么再谈什么民运发展,未免太可笑透了。这到不是什么发展问题,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摆在了许多民主信仰者面前,虽说不是谁吃不上饭了地思考,实在应该不是民运群体如何生计、而是启动民运系统的庞大经费的客观实际问题。可最可悲的是,连民运战士的生计问题也无着落,这样的事业怎么能发展下去?虽然并不缺少追随者。
    大家都清楚,中国民主运动,表面上是依靠海内外民运中的三脚猫的文人支撑,而欲有番作为的人又不屑这些人呱啦个没完,认为这样的人是“即使十年造反也不会成”的故弄玄虚还行,真正挥戈跃马,没有行者。还有些民运思想的人,也很想能有权势的人为民运信仰者制造一个施展才学的平台,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的竞技机会来角逐驰骋的条件或机遇,而国内海外,真正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有权势的人尚没有黑马出线,只是有几个嘴上支持、资金上免谈的人物如民主党主席徐文立、魏京生、王丹、杨建利、刘国凯、、王希哲、方圆等等,通过同仁的接触与交流,已经知道,他们任何一位,在开初,并帮助不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尽管也有些救济不救贫的也能给点资金,还是杯水车薪的事,又未着重点,实际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开拓上的帮助极为有限,就更难说支持生活困苦、却能真正开拓中国民主进程的人以及能筹划民主未来的大智者做民运事业的事了。
    大家要清楚,不论什么时候,一个民族的新兴,如果让有权有势的人去打头阵,或开拓疆土,这是肆意妄想的事,而真正能打头阵的也就是一些不甘窘困的穷人,或一无所有的人。例如,人权圣火在海外传递非常成功,国内有很多人也想组织起来几百个勇士同时期搞一个人权圣火传递活动,但他们得不到相关的支持,解决不了经费问题,也只好泡汤。但在中国,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不畏生死地前仆后继,而能让这样的人进入这样的工作状态,没有起码的经费支持还真的不行,也是民主进程无大拓展的根本所在。因为依靠刘晓波、余杰、郭泉、郭永丰、汪兆钧人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即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应局的智慧。当然,这个道理有点政治眼光的人都懂,可为什么就不支持真正开拓型的民运战士呢?我个人认为,关键他们也不知道哪个穷破潦倒的人是值得扶植,哪些根本就不该支持,或无故浪费资金和时间,再就是他们也不屑相信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忘记了,真正创造伟业的,并不局限在什么身份人的身上。
    以往,大家都已经知道,实现中国民主,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才能成功,但大家还有一个不注重切合实际的问题,总觉得自己的能量很大,却屈居在社会最下层,又跳不上去,不知道如何改变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总是欲象堂•吉诃德那样演练自己的破矛,不清楚,当前最需要的不是武装自己,而是保护自己,然后再出手,而真正如何武装自己就更不清楚了,更不要说保护自己,穿上盔甲,再加上中国是一个不能在一起交流集会的流氓当道的社会,把民众的原始的刀枪早就收交了,与元朝时期防范汉人的手段不份伯仲,表面上断了那些欲拔逆鳞的人的用具,并总是陷害、关押、强奸、侮辱对待为宪法给予他们的权利的维护者,让有点正义感的人们受害不说,还要危害与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的看法是:没有民主事业的经济领域很难再谈民主事业的发展与变革,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大家都懂,而没有粮草就披挂上阵,又不着甲胄,未免是自己先输了首阵,那么二阵、三阵也难得赢,还有什么胜利的道理?我们面对的对手是十分残暴,尽管我们并不把他们当着敌人,他们却为了既得利益采用非常卑鄙的手段,哪怕死更多的无辜者,也不会心慈手软。所以,我们在行势用谋之时,必须的合法化并不影响民主进程时,谁也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牺牲,更没有必要非把可以利用的条件毫不思量地就废弃。
    当前,民主人士的确很多,其主要原因就是穷迫者也很多,关键是缺少一个甚至更多有财力的智者带领他们前仆后继,也就无故浪费了民主的行程。这一点,明眼人也不难看到,而真正能给民主人士建立平台的人,国内海外,民运什么领袖,什么首领,都不具备这样的智商,更不要说条件,所以,也就只好国内的民运人士自己先做好一步是一步,这方面,也不乞求那些有点钱财或势力的人来帮助民运做些什么,就象自诩很会赚钱的汪兆钧,我们的同仁建议他为中国的民主进程捐助一些时,他却说“比我们还穷”,还有个郭泉,先做了新民党主席,谁与他聊天,他先发一通不合身份的言论而且不屑与人交流似的,其实也是孤掌难鸣的角色,又害怕批评。
    海外的许多民运大佬,更不要说鲑步行走,在真正到国内建立起来桥头堡上,根本就做不了,到是闷头大发财,或弄点动静其目的就是要点经费回报而已。当然,这样的人个人不缺少资金,高来高去的很有点长官派头,但真正做民主的事,又都是缩头乌龟,因为他们面对北京当局的残暴,也是束手无措。
    那么,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如何的发展呢?我认为:这个浅显的道理即使胡帮办也非常地清楚,那就是民运系统先有经费,这个经费的来源不固定在一个层面,人家胡锦涛一个中国政治巨头都能与大毒枭握手言欢,我们这些无名无份的小人物,为何不能利用自己可利用的一切条件,走出来呢?当然,这里面,也很难不有诡诈,只是不能象张子霖既然能做政治事、就不应该即与人上床、还又用不该见光的事讹诈,虽然我们不否定讹诈有时候也得用,看就看用在谁身上?与我们友好的人,我们就不应该有讹诈,只是对那些欲我们死亡的人或处处给我们耻辱的人才用任何手段都合乎情理。
    国内,我们互相交流的人已经不少,真正能博弈未来的人实际并没有几个,而真正能博弈未来的在中国也不需要更多的人才行,我们所处的就是这么个条件,我们没有必要渴望没有的条件从天上掉下来,只要我们躬身做事,能够先放下自己,就足够了,至于谋略上的事,我想,这样的人先走在一起后,就自然而然生成,那么,民主进程又有什么不可推动?当然,最好的人选国内并不少见,问题的根本还在进化,才能共进退。尽管周永康大臣还在台上,忘记不了对任何躁动的绞杀,懂得对部下“先平息后请示”的有效性,但是,他有一个缺陷就是:阻碍了民主进程就是对中华民族犯罪的后患,而真正的犯罪行为,人人都有义务可以灭之的道理。所以,中国新兴的民主运动的展开,不会因为他们能平息而能被真正的终止住。
    因为,整个中国,已经完全地堕落,用刘放先生的话说“民族的觉醒,首先在于知识分子的觉醒。知识分子的堕落,必然导致民族的堕落。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深刻反思,看到我们自己的弱点,不能大彻大悟,恐怕永远也跳不出苦海”。问题的症结却是,文化的堕落已经使知识分子无法不堕落。而其他的人种,恐怕难以改变这个堕落的大趋。只有产生阵痛,才能产生出真正的民主婴孩。
   
   
    2008年6月20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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