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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規 林正秋——“右派情蹤”(60)

   徐規是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宋史的專家,平生著述甚豐,且桃李滿天下。雖然在劃為右派後,生活坎坷曲折,但人們對他的尊重,並沒有因為政治遭遇而稍減。
   
   我認識他時,已是一九九○年左右,在他六十多歲的晚年時,那是在一次研討宋代《夢溪筆談》作者沈括的會議上,參加會議的各部門專家、學者約有二、三十人,只有徐規留給我的印象最深。我當時在杭州《風景名勝》雜誌社任編輯。當時在餘杭安溪附近發掘沈括家族墓園,為研究沈括生平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然墓園規模宏大,似與沈括的貧寒身世相去甚遠,有許多疑點。歷史上記載沈括故里為錢塘人,晚年居江蘇鎮江潯溪,他的“夢溪”應該是夢的潯溪,可能也有夢安溪的成份吧!安溪在古運河邊上,古人在以舟楫為交通的年代裡,安溪應該是繁華的所在,沈括後來的活動,都是在江浙一帶水網上。他的成就不僅在於文學,最主要的是在於科學。研討會上的有關沈括資料中,附有發掘墓園復原圖、安溪位置圖、沈括年譜及其行蹤考證等等。會上通過反復的論證、闡明,對沈括的一生成就、行跡等確實有了系統的認識。
   
   參加會議的學者中有宋史研究專家林正秋,他即是徐規在杭州大學的高足,畢業後亦任教於杭州大學歷史系,側重於南宋史的研究。

   
   我早於一九八六年即與之結識,是為給浙江舟山普陀區的朱家尖島上諸多景點命名,我和他同時為定海地名辦公室所邀請,參與定名者。我當時反對“開放”風景點的觀點,甚受林正秋的重視。我以為野蠻的“開發”,往往殺雞取卵,帶來毀滅性的破壞。在我國人口眾多的土地上,已留有不多的處女地了,我們應該為子孫後代保留這些地方。
   
   那時的林正秋尚未成名,他的《南宋臨安考》草稿剛剛脫稿,就在那次的小型會議上,他送我一冊十六開本的打印手稿本,徴求意見,態度很誠懇。他懇切的希望我能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諄諄說明著書的重要。後來我常有機會碰到林正秋,他的珍惜時間,著述不止的精神,很令我敬佩。我家住杭州市圖書館古籍部隔壁,古籍部的若干工作人員都是我的熟人,我到古籍部以訪友為多,而林正秋前去,總是競競業業的查找資料。他的《南宋臨安考》正式出版,洋洋七、八十萬言,成為最完整、最系統的臨安在南宋時期最翔實史料,可謂錙銖不漏,蔚然大成,遂使林正秋成為南宋臨安史專家。後來凡涉及臨安宮廷、寺院遺址,至老字號商號、飲食菜譜等,為配合杭州這所旅遊城市,都必須找林正秋為之考證,他頻頻在電視上露面。連與南宋風景有關的公司、餐館均聘其為顧問,一時成為風雲人物,竟不能穩坐書齋了。雖然有其師必有其徒,但徐規的篤實學問,因為他的生不逢時,遠不如其徒林正秋的風光。
   
   這一次關於沈括故里之謎的會議,是在杭州西湖北山街杭州飯店禮堂舉行的。杭州飯店位於岳墳與西泠橋之間,蘇堤口附近,原鳳林寺遺址上,此寺早毀於五○年代前,原寺門前西湖邊蒼松翠柏下有武松墓、秋瑾墓。西泠橋堍還有宋詩妓蘇小小墓。西湖周圍及群山中,經歷代經營,無論是真有俠骨或象徴性的墓園等,何止千百處,如棲霞嶺上牛皋墓,孤山東邊宋隱倫、詩人林逋墓,湖西三台山于謙墓,孤山北坡詩妓馮小青墓,近代詩僧蘇曼殊墓,西湖南屏山北坡明末張煌言墓,近代革命家、學者章太炎墓,以及辛亥革命志士陶成章等六人墓等等,當然最彪炳歷史的是岳武穆岳飛墓。
   
   然所有墓園,都因為毛澤東在五○年代以來,據西湖南屏汪莊為已有,他不耐煩西湖有那麼多歷史名人,說了一句“西湖邊要那麼多死人幹什麼”,於是一夜之間所有墓園夷為平地,待至文革期間,連民族英雄岳飛,革命志士如章太炎,秋瑾等墓都在所不免,或挖屍遷葬,或棄骨平墓了。至於西湖邊的“眾多寺院”則早於五○年代或被佔為軍營,或作為倉庫、工廠,或經搗毀殆盡了。迨至八○年代,百廢俱興,經周恩來總理關懷西湖文化,恢復了部份寺院及墓園,如岳墳、章太炎墓等。《左傳》有云“狐爬狐埋”,果然如此!至於杭州飯店前的秋瑾墓,則移建於西泠橋東南側、西泠印社西坡,原墓園廢址前側、湖邊則建紀念性“風雨亭”,亭內張掛沙孟海所書秋瑾於紹興軒亭口臨刑前口占“秋風秋雨愁煞人”名句……。
   
   此次假杭州飯店禮堂作沈括故里之研究,飯店已改名為“香格里拉”,歌舞昇平,與“風雨亭”風貌已極不相稱,諸學者在時髦大廳裡談論沈括種種,此情此景令我難忘。林正秋是主要發言人,諸家亦紛紛陳言,眾說紛紜,氣氛熱烈。那日徐規的發言,簡短有力,聲音宏亮,態度從容,具說服力,極受諸家重視。他必竟是宋史的權威,但非常可惜的是我手頭未有保存他的講稿。
   
   一九九五年初春,我移居紐西蘭,每憶及國內學者,常會想起徐規在會議上的風度。非常湊巧的是,我的女兒們有小友名趙旦者,是杭州大學外語系教授趙士鈞的女兒,此次她奉母來紐,毗鄰而居,談及往事,竟說到在杭州時她家與徐規不但是近鄰,而且是多年交往,感情非同一般,他們同住杭大校內宿舍一幢二樓。
   
   徐規是浙江溫州平陽人,與四○年代浙大校長竺可楨有師生之誼,以此推測徐規可能畢業於浙江大學(四○年代有文學院)。一九五七年他在杭大歷史系任教時被打成右派,三十多歲時才得以與老家平陽縣的一個農婦結婚,生有二子一女,由於當時對城市戶口的嚴格控制,徐規家屬未能遷居杭城,他與家人始終分居兩地,因此作為多年相交的近鄰如趙旦一家人,也從未見過徐規夫人,只知道她不識字,從事最費體力的拉大車苦活。杭州市離平陽縣不過數百公里之遙,從杭州往一趟平陽,舟車勞頓得二、三天時間。徐規平日在杭任教,只在寒暑假回平陽故里作家庭團聚,並幫助夫人拉大車,夫人在前面拉,他在後面推。一個大學教授,能如此吃苦,沒有架子,於是備受鄉人尊重云。
   
   徐規在杭大任教時,所住單身宿舍,只十二平方米,室內有一床一桌(三屜課桌),與一個書架。他不自起火,吃的是食堂飯,總是一甌飯、一盤菜,清苦度日,大有顏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的風範。他給人的印象是終日手不釋卷。他的三屜桌上總放著一支紅色圓珠筆,在不停的閱讀中、筆錄中,一發現內容文字錯誤,他即作改正,不論是報紙、教科書,以及名家著述等。趙旦母親莊賡娟,任教於杭師院附中,連她所用的教科書,徐規發現了書中錯誤,也以紅筆改之,他是怕錯誤的教材貽誤後人吧!
   
   我相信在“文革”中學校停課時,徐規肯定歷經下放、改造等體力勞動,能居於十二平方米的斗室讀書,亦應該是後期的事了。徐規窮困,在七、八○年代每月工資只有五十多元人民幣,大部份寄到平陽養家,他自己只能剩下極少的生活費。趙旦說,杭州夏日大汗淋漓,徐規所穿汗衫,破爛不堪。當他的大兒子在鄉間結婚時,兒媳方面索要衣物,徐規拿不出錢為之購買。在六○年代,物資極為匱乏,趙旦母親莊賡娟曾往蘇州探親,她有親戚在蘇州皂廠工作,她於是通過關係購回四十條洗衣皂,背回杭州後,分贈親友,也給了徐規一條,說他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徐規喜愛孩子,即使在專心閱讀、寫作時,亦不厭煩孩子的打擾,從不呵責孩子。趙旦小時,常進到他房內玩,他顧自讀書,一任孩子自由玩耍,對趙旦提出的“十萬個為什麼”,也總是耐心回答。趙旦回憶說,他的耐心真不可思議!他在暇時,常在走廊裡看趙旦跳舞,也帶趙旦出校門散步。杭大校舍處於南宋時期自宮廷往餘杭洞霄宮的輦道旁,沿途西溪有十八塢十八橋,杭大校門正對著西溪第一橋——道古橋。他倆徘徊橋畔,徐爺爺為趙旦講述南宋西溪史,一起觀賞夕照。在趙旦的記憶中,徐爺爺慈祥、博學,是一位真正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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