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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灾区少年请慎言——与崔少明先生商榷

   
   
   日前读《信报》上《兴邦还是天谴?》一文,对其中一个说法实难苟同,特与作者崔少明先生商榷。
   
   文中称“灾区有少年人获救后,开口就要冻可乐。救援队大笑。”

   
   对此,作者议论称:“但想深一层,大地震后,这位少年想到的不是家人,而且楼塌了,冰箱砸了,还指定要冻饮。在社会主义下长大的青年比欧美青年更自我,中国明天会更好吗?”
   
   笔者认为,上述议论对于该获救少年极不公平,由此判定“社会主义下长大的青年”如何如何,并进而质疑“中国明天会更好吗?”也不恰当。
   
   首先,此少年是从被压的瓦砾堆中获救的。拯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我们不清楚。可是人所共知,当时只用人手搜救,故营救需时。在此过程中,救援人员会不断与该少年对话,鼓舞其增强求生意志。我们不能排除对话中少年问及家人情况;也不能排除其就在现场,而少年获救后已见到在旁守候的家人。
   
   以上虽属假设的可能性,但发生的几率甚大。倘如此,作者怎能断定“大地震后,这位少年想到的不是家人”呢?
   
   其次,文中以不以为然的语气谓少年“指定要冻饮”,此一指责难以成立。
   
   显而易见,他只是回应救援人员关切的询问,表达的是一种愿望,而毫无指令的成分。
   
   可以设想,在将他从瓦砾堆中抬出之际,救援人员问道:“你想要什么?”他随口答以平时之所好,也必定是其被困期间极度口渴时的愿望,即“如果被救出去,我能喝上什么就好了”的虚拟答案。就算这答案脱离实际,对于一个死里逃生的少年,再加上“童言无忌”,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至于说到“社会主义下长大的青年”,由于“社会上缺乏可敬的价值,自由也就变成自我”,这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否一定“比欧美青年更自我”,恐怕不能以此作为论据。
   
   文中紧接着提出的“中国明天会更好吗?”,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牵涉面广,自然不宜仅凭该少年获救后想喝可乐的“个别事件”,想当然地得出结论。
   
   应当指出,该文的题目模棱两可,令人难以明白作者的倾向。三个小标题分别为:“藉赈灾沽名敛财”、“自由变成自我”和“借军方监控重建”,下面的论点论据都看不出作者的本意,是同意“兴邦”说还是“天谴”说?叫人一头雾水。
   前两个小标题下所列种种,似乎对中方、反方以至参与救灾或报导救灾的中立方,无一例外地一律打板子。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派头。而最后一段又对中共军方寄以“监控重建”的厚望,其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实在使人纳闷。
   不过,不管作者亲中也好,反中也好,左右逢源也好,请勿对灾区少年随意指责或讽刺,尤其切勿往他们的伤口上洒盐,以免使其幼嫩的心灵再次受损。
   拜托!
   (0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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