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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的命运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祁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敬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廿四时”
   这是毛1937年写的一封亲笔信。收信人是范长江(1909-1972),时任《大公报》上海版通信课主任。
   信中提到的文章,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有关此文发表的情况如下:
   “2月15日上午,从西安回来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下午,他每日必看的《大公报》送到,显著位置登有一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篇文章是刚刚从延安赶回的范长江写的。
   文章中写道:‘。。。‘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的形式。。。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同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三中全会现已开幕,对于当前的政治大问题,当然要有一番缜密的商讨。不但水深火热的西北军民切盼着这次会议给他们好消息,全国民众也以异常关切的心情期待着。’
   文章中所写的‘西安事变’真相和团结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蒋介石勃然大怒,召来正在南京开会的张季鸾,对其大发雷霆。而毛泽东则相当高兴,他给范长江写了一封感谢信,。。。““”(《大公报名记者丛书〈塞上行〉》,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7-18页)
   毛信中开头说的“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指的是此前的2月9日范长江对延安作的闪电式的访问。作为首个深入陕北根据地进行采访活动的国统区记者,他所受到的接待一点也不“简慢”,而是极高规格。
   那次是博古、罗瑞卿陪同他从西安出发的,延安还贴出了“欢迎长江先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标语口号。他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张闻天、林彪、张国焘、廖承志、林伯渠和丁玲等传奇人物,当晚到了毛的窑洞,两人彻夜长谈。
   “这番谈话,让范长江觉得‘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矛盾问题’。他向毛泽东提出要留在陕北,一面继续学习,一面收集材料写书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则劝他回到《大公报》去,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同上,17页)
   他听从了毛的意见,当即赶回上海,写了上述文章见报。
   在赴延安之前,他已实地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由《大公报》以头条在要闻版上加框发表。而该报导完全是“先斩后奏”的行动,因他本在绥远前线采访,获悉“西安事变”后,并未向老板胡政之报告,即只身前往西安。
   不料2月2日当他经宁夏到兰州,再翻越三百里雪山,好不容易抵达西安城下,却吃了闭门羹。事缘当天东北军少壮派营长孙铭九等,枪杀了主张撤兵的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城内局势紧张。次日事件平息,他才得以进城,接触各方面人士,并在杨虎城公馆首次见到周恩来,谈话结束时他要求赴延安采访,迅速获准。从而使其人生轨迹出现根本性的转折。
   不过,尽管此后他政治上明显左倾,《大公报》胡政之、张季鸾依然对之寄予厚望,着力培养其成为接班人。他们让他写社评,这是表明该报立场的言论。
   其时抗战已经爆发,范长江首次执笔,写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主张。这和张季鸾主张的“国家中心主义”,“即全国都应该团结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周围,尽力抗敌”相异。文章被张否决了,后由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发表。
   由于与报社领导人政见分歧,范长江未几自行出走,离开了《大公报》。 时在1938年10月1日。
   不过,他对胡政之的知遇之恩一直心存感激,曾回忆道:“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上述这些事实,使我非常相信《大公报》是有‘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作风。“”(同上,23-24页)
   其实《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中性标题,就是胡敲定的。该文是范自延安归来当日,在胡的办公室写就。范每写一段,胡即看一段,一些关键的提法和用词,胡皆帮助斟酌。完稿后胡又决定“抗检”,并无送交当局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还嘱咐该报天津版同时发表。可见胡早已准备为坚持其办报理念承担责任。
   因此,虽然范长江并没有成为《大公报》的接班人,但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记者,虽与其自身的努力和时代大背景分不开,而《大公报》的培养和重用同样功不可没。”(同上,23页)
   就本身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素质而言,范长江在当代中国记者中堪称罕有其匹。
   早在1927年他就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教导团学生兵的身份,参加过南昌起义并随军南移,后跟随方鼎英部队北上,担任看护兵。一年间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此后他先后考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和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就读,1932年他放弃了后者即将到手的诱人文凭,转赴北平入读北大哲学系。其间多次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并自1933年起为北平至天津多家报纸撰写教育通讯,后因受胡政之赏识,专为天津《大公报》撰稿。
   1935年7月,他在胡支持下赴川北、甘南考察采访,为期十个月,其旅行通讯后结集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几个月内连续再版7次,广受读者欢迎。中共长征情况即于其内首次获得公开报导。
   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加入中共,介绍人是周恩来。同年10月离开《大公报》后,他先后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至香港沦陷,他到了苏北解放区。国共内战时期,他先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后任延安新华总社副总编,追随毛转战陕北。
   以其资历和专长,中共建政后他应留在新闻工作岗位。然而,他虽曾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署长是胡乔木),《人民日报》社社长,却到底适应不了中央机关报的领导角色。1952年即调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范长江因其以往作品中的“问题”,被诬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长期关押,受尽折磨。连夫人沈谱(沈钧儒女儿)也被关在地下室达数月之久。(同上,29页)
   其后,他主动交出一份1941年写的长篇手稿,题为《祖国十年》。其内容时间跨度为1931至1941年,旨在“批判国民党,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曾在香港《华商报》连载,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能发完。由于文中对蒋当时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示鼓励,结果酿成大祸,被视为范“四十年代脚踏两条船”的铁证。于是,其“坦白”行动非但未获“从宽”处理,反而是“从严”了。(同上,30页)
   “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的一处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谁能想到,在国民党军队中死里逃生,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的范长江竟死于他热爱的新中国!”(同上)
   对于他的死于非命,周恩来肯定感到痛惜。他和杨刚都是《大公报》名记者,都深受周的器重。然而如同57年反右时无法保护杨刚一样,文革期间周也不可能对他施以援手。尽管他身为已故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主席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的乘龙快婿,也同样得不到半点好处。
   说起来,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公报》名记者这个身分曾使他成为毛的上宾,毛甚至在写给他的亲笔信中以“弟”署名。这虽是毛之谦称,亦足以使受信者引以为荣。
   可是,同样是这个身份,令他受到《人民日报》造反派的残酷批斗。
   对此,女记者金凤回忆道:
   “造反派多是些大学毕业刚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和一些工厂工人。老实说,他们对长江同志的经历、为人一无所知,对长江同志在《人民日报》的工作也一无所知,只凭他曾是‘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名记者,就对他穷追猛打,胡批乱斗。长江同志那时已五十多岁,有些发福。他站在那里,脸色苍白,任凭造反派怎样怒吼,他就是一言不发。”(同上,29页)
   对于他的栽赃诬陷,包括指控其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关于红军的部份不确、不恭”,他曾“上书据理抗争过”。(同上)
   但这些造反派事前似乎功课做得不足,没有像另外一些人批斗同属《大公报》名记者的子冈时那样,抓住其描写毛的片言只语做文章。须知当时凡属对毛“不敬”的文字,都会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从而定为死罪。
   不妨看看范长江当年笔下的毛:
   “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同上,16-17页)
   这跟子冈1945年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里,将毛说成“仿佛来自乡野的书生”,可谓异曲同工!子冈57年因此被揭发,称之为对毛的“恶毒诬蔑”。
   范长江倒是侥幸未因上述文字遭灾。
    今天重读这两位名记者的旧作,不禁感到他们只描绘了短暂晤面所见的表象,而似乎忽略了毛的枭雄本质及多重性格。毛固有儒雅温和的一面,也不乏幽默的谈吐。但其刚愎自用,阴险暴戾亦无以复加。
    鲁迅尝谓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刑天午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是同一诗人陶渊明。以“弟”自称,请“长江先生”“时赐教言,匡我不逮”者,和宣称“书越读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也是同一人。
   就范长江的党龄而言,在中共显然不入特别资深之列。但能在延安窑洞中与毛作彻夜谈者,似未闻有第二个。然最终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
   呜呼!
   (0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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