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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文集
·卷一 ‘天堂’ 篇
·地府篇(1)
·地府篇(2)
·地府篇(3)
·地府篇(4)
·地府篇(5)
·地府篇(6)
·地府篇(7)
·地府篇(8)
·地府篇(9)
·地府篇(10)
·地府篇(11)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一)地利天時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二)八代懸壺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三 )下渡歲月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四)大學時光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五)疾風勁草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六)移斗轉星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七)勇往直前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八)傳薪後輩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九)雛鳳新聲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十)大洋彼岸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十一)光華處處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十二)再創新猷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十三)縱論人生
·《薪火傳承》名醫岑澤波傳(附錄)
***
·反右要害是违宪及非法
·毛岂曾真抗日---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
·“六四”“邓大人”一国两制——读邓林讲话有感
·偉大的平凡 -------科龍貝行遐思/朱启平
·游美六首
·歷史豈容任意歪曲---评司鹏程、高瑜谈‘反右’文
·反共未必可嘉 無言豈必懦夫
·反思必要 懺悔無需---三评司鹏程、高瑜谈‘反右’文
·研究中共切忌以訛傳訛---從港報簡介毛思想談起
·中國能樹立好榜樣?——也談‘和平演變’
·時勢與國情——57年右派自由主義者的盲點
·痛哉新記《大公報》諸賢---有感于《大公報名記者叢書》
·皖南事变祸根在毛
·项英与毛有私怨
·记名作家翻译家巫宁坤教授
·‘傲笑公卿’无奈君无道--记著名女记者子冈
·狂飙起 杏林大树倾——记中研院院士李宗恩教授
·飞沙走石 岂将红柳折--记著名美学家高尔泰
·中共缘何封十‘帅’
·邓小平为何未‘挂’帅
·折戟沉沙话战神
·包容岂能无限度?---也谈‘蔡元培悖论’
·天涯何处觅孤魂--致亡父
·‘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怀念大哥/张成觉
·羲皇台上泪成行——一位中央大学高材生的际遇
·面北下跪请罪两天半——记母亲的血泪后半生
·40多岁脑萎缩的才女--哀大姐兼忆姐夫
·历史将宣判右派无罪!
·57右派群体的纪念碑
·57左营八金刚
·是人治而非法治!——谈港台及海外大陆研究的一个误区
·泥土与灰尘——海峡两岸人权状况漫议
·访台散记
·反右先锋卢郁文
·吴晗的无情、无奈与无辜——57干将剪影之二
·‘南霸天’陶铸的升沉——反右干将剪影之三
·邓拓的‘书生累’——‘大风浪’中三君子之一
·‘大写’的人-胡耀邦——‘大风浪’中三君子之二
·文宣恶狗姚文元——反右干将剪影之五
·无情即属真豪杰?——记史良(反右干将剪影之四)
·文苑班头心窍迷——记郭沫若(反右干将剪影之六)
·文宣总管胡乔木——反右干将剪影之七
·周扬胡乔木合议
·敢向毛说‘不’的伟大女性——记宋庆龄(大风浪里三君子之三)
·一瞬而成刀下鬼——从汉阳一中冤案说到王任重
·请勿苛责‘知识人’——与刘晓波商榷
·民意岂可轻侮?——携孙参加香港争取普选游行记略
·岑泽波父女勇闯美国游泳锦标赛追记
·为了忘却的记述
·‘自相残杀’始于毛——富田事变及其他
·同是天涯沦落人——香港幸存右派一瞥
·罗孚何处见帮闲——与武宜三商榷
·念念不忘真与善——再与武宜三商榷
·同修者的信仰与力量——目睹耳闻的法论功
·诗三首——‘右三帅’的‘悲喜愁乐’
·从评价江青说开去
·胸荡层云 足踏实地——记另类交大人之一(席与汉)
·阶级乎?路线乎?利益乎?
·‘狗抓耗子’武宜三
·作育英才 不亦乐乎——另类交大人之二(王宇纶)
·没有言论的57‘右派’
·寒冬腊月访罗孚
·‘文化沙漠’钻天杨——读《文苑缤纷》随感
·谁领导曹雪芹?——从文学家的任务说起
·萧瑟秋风中凋谢的金银花——记大公报名记者杨刚
·一个笔记本夺了一条命?——再谈杨刚与子冈
·悬壶济世显爱心——美籍华裔心血管专家岑瀑啸纪略
·‘鲁郭茅,巴老曹’小议
·请毋忘‘有理`有利`有节——致武宜三公开信
·‘我怎么向社会交代?’——从周恩来痛悼老舍说起
·那个‘革命化’的春节——1967农历新年漫忆
·戊子年元日纪事——我的《24》
·有感于布什总统农历新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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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的命运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祁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敬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廿四时”
   这是毛1937年写的一封亲笔信。收信人是范长江(1909-1972),时任《大公报》上海版通信课主任。
   信中提到的文章,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有关此文发表的情况如下:
   “2月15日上午,从西安回来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下午,他每日必看的《大公报》送到,显著位置登有一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篇文章是刚刚从延安赶回的范长江写的。
   文章中写道:‘。。。‘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的形式。。。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同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三中全会现已开幕,对于当前的政治大问题,当然要有一番缜密的商讨。不但水深火热的西北军民切盼着这次会议给他们好消息,全国民众也以异常关切的心情期待着。’
   文章中所写的‘西安事变’真相和团结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蒋介石勃然大怒,召来正在南京开会的张季鸾,对其大发雷霆。而毛泽东则相当高兴,他给范长江写了一封感谢信,。。。““”(《大公报名记者丛书〈塞上行〉》,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7-18页)
   毛信中开头说的“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指的是此前的2月9日范长江对延安作的闪电式的访问。作为首个深入陕北根据地进行采访活动的国统区记者,他所受到的接待一点也不“简慢”,而是极高规格。
   那次是博古、罗瑞卿陪同他从西安出发的,延安还贴出了“欢迎长江先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标语口号。他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张闻天、林彪、张国焘、廖承志、林伯渠和丁玲等传奇人物,当晚到了毛的窑洞,两人彻夜长谈。
   “这番谈话,让范长江觉得‘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矛盾问题’。他向毛泽东提出要留在陕北,一面继续学习,一面收集材料写书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则劝他回到《大公报》去,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同上,17页)
   他听从了毛的意见,当即赶回上海,写了上述文章见报。
   在赴延安之前,他已实地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由《大公报》以头条在要闻版上加框发表。而该报导完全是“先斩后奏”的行动,因他本在绥远前线采访,获悉“西安事变”后,并未向老板胡政之报告,即只身前往西安。
   不料2月2日当他经宁夏到兰州,再翻越三百里雪山,好不容易抵达西安城下,却吃了闭门羹。事缘当天东北军少壮派营长孙铭九等,枪杀了主张撤兵的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城内局势紧张。次日事件平息,他才得以进城,接触各方面人士,并在杨虎城公馆首次见到周恩来,谈话结束时他要求赴延安采访,迅速获准。从而使其人生轨迹出现根本性的转折。
   不过,尽管此后他政治上明显左倾,《大公报》胡政之、张季鸾依然对之寄予厚望,着力培养其成为接班人。他们让他写社评,这是表明该报立场的言论。
   其时抗战已经爆发,范长江首次执笔,写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主张。这和张季鸾主张的“国家中心主义”,“即全国都应该团结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周围,尽力抗敌”相异。文章被张否决了,后由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发表。
   由于与报社领导人政见分歧,范长江未几自行出走,离开了《大公报》。 时在1938年10月1日。
   不过,他对胡政之的知遇之恩一直心存感激,曾回忆道:“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上述这些事实,使我非常相信《大公报》是有‘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作风。“”(同上,23-24页)
   其实《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中性标题,就是胡敲定的。该文是范自延安归来当日,在胡的办公室写就。范每写一段,胡即看一段,一些关键的提法和用词,胡皆帮助斟酌。完稿后胡又决定“抗检”,并无送交当局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还嘱咐该报天津版同时发表。可见胡早已准备为坚持其办报理念承担责任。
   因此,虽然范长江并没有成为《大公报》的接班人,但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记者,虽与其自身的努力和时代大背景分不开,而《大公报》的培养和重用同样功不可没。”(同上,23页)
   就本身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素质而言,范长江在当代中国记者中堪称罕有其匹。
   早在1927年他就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教导团学生兵的身份,参加过南昌起义并随军南移,后跟随方鼎英部队北上,担任看护兵。一年间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此后他先后考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和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就读,1932年他放弃了后者即将到手的诱人文凭,转赴北平入读北大哲学系。其间多次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并自1933年起为北平至天津多家报纸撰写教育通讯,后因受胡政之赏识,专为天津《大公报》撰稿。
   1935年7月,他在胡支持下赴川北、甘南考察采访,为期十个月,其旅行通讯后结集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几个月内连续再版7次,广受读者欢迎。中共长征情况即于其内首次获得公开报导。
   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加入中共,介绍人是周恩来。同年10月离开《大公报》后,他先后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至香港沦陷,他到了苏北解放区。国共内战时期,他先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后任延安新华总社副总编,追随毛转战陕北。
   以其资历和专长,中共建政后他应留在新闻工作岗位。然而,他虽曾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署长是胡乔木),《人民日报》社社长,却到底适应不了中央机关报的领导角色。1952年即调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范长江因其以往作品中的“问题”,被诬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长期关押,受尽折磨。连夫人沈谱(沈钧儒女儿)也被关在地下室达数月之久。(同上,29页)
   其后,他主动交出一份1941年写的长篇手稿,题为《祖国十年》。其内容时间跨度为1931至1941年,旨在“批判国民党,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曾在香港《华商报》连载,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能发完。由于文中对蒋当时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示鼓励,结果酿成大祸,被视为范“四十年代脚踏两条船”的铁证。于是,其“坦白”行动非但未获“从宽”处理,反而是“从严”了。(同上,30页)
   “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的一处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谁能想到,在国民党军队中死里逃生,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的范长江竟死于他热爱的新中国!”(同上)
   对于他的死于非命,周恩来肯定感到痛惜。他和杨刚都是《大公报》名记者,都深受周的器重。然而如同57年反右时无法保护杨刚一样,文革期间周也不可能对他施以援手。尽管他身为已故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主席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的乘龙快婿,也同样得不到半点好处。
   说起来,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公报》名记者这个身分曾使他成为毛的上宾,毛甚至在写给他的亲笔信中以“弟”署名。这虽是毛之谦称,亦足以使受信者引以为荣。
   可是,同样是这个身份,令他受到《人民日报》造反派的残酷批斗。
   对此,女记者金凤回忆道:
   “造反派多是些大学毕业刚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和一些工厂工人。老实说,他们对长江同志的经历、为人一无所知,对长江同志在《人民日报》的工作也一无所知,只凭他曾是‘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名记者,就对他穷追猛打,胡批乱斗。长江同志那时已五十多岁,有些发福。他站在那里,脸色苍白,任凭造反派怎样怒吼,他就是一言不发。”(同上,29页)
   对于他的栽赃诬陷,包括指控其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关于红军的部份不确、不恭”,他曾“上书据理抗争过”。(同上)
   但这些造反派事前似乎功课做得不足,没有像另外一些人批斗同属《大公报》名记者的子冈时那样,抓住其描写毛的片言只语做文章。须知当时凡属对毛“不敬”的文字,都会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从而定为死罪。
   不妨看看范长江当年笔下的毛:
   “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同上,16-17页)
   这跟子冈1945年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里,将毛说成“仿佛来自乡野的书生”,可谓异曲同工!子冈57年因此被揭发,称之为对毛的“恶毒诬蔑”。
   范长江倒是侥幸未因上述文字遭灾。
    今天重读这两位名记者的旧作,不禁感到他们只描绘了短暂晤面所见的表象,而似乎忽略了毛的枭雄本质及多重性格。毛固有儒雅温和的一面,也不乏幽默的谈吐。但其刚愎自用,阴险暴戾亦无以复加。
    鲁迅尝谓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刑天午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是同一诗人陶渊明。以“弟”自称,请“长江先生”“时赐教言,匡我不逮”者,和宣称“书越读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也是同一人。
   就范长江的党龄而言,在中共显然不入特别资深之列。但能在延安窑洞中与毛作彻夜谈者,似未闻有第二个。然最终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
   呜呼!
   (0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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