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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派的失策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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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5/11/2008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戊戌变法,是秦始皇消灭诸侯六国,开创大一统王朝时代之后,中国的又一次命运大转折的事件,它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当中不同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革新尝试,具有体制性根本改变性质。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灾难性的大转折: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路途断绝,中国从此陷入军阀割据混战、武装集团持枪“训政”的泥淖,最终坠入共产浩劫的炼狱,备受煎熬,时至今日。戊戌变法的失败,决定了此后中国一百年大外患、大内战、大饥荒、大内斗、大专制的悲惨命运,戊戌变法的失败断送了君主立宪制这一代价最小的转型机遇,使得中国此后走了近百年的大弯路,死了一亿以上的人,至今,连晚清时的改良成果都得不到;至今,这条大弯路仍然没走到头。

   许多人认为: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结果。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结局的既成事实性并不能证明结局的唯一性。何为“必然”?就是某事发展注定会得到某种结果,再无别的可能,“必然”性也就是注定性和唯一性,某事的发展,如果除了甲种结果以外,还有获得乙种结果的可能,或者还有其他可能,那么,甲种结果就不能称之为“必然结果”,除非相比获得甲种结果的可能,其他的可能性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那么,戊戌变法在归于失败之前,是不是绝无胜算的可能?或者比起失败的可能,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性微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完全不是:戊戌变法至少有一半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改良派要对付的满清权贵派别是一个无知的派别,而不是一个一开始就蓄意对抗变法的顽固派,如果处理得当,慈禧集团未必成为扼杀变法的刽子手。
   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不仅有相当大的成功可能,也有着丰裕的立于不败之地的可能:只要策略得当,改良(革)派即使不能一蹴而成,也完全可能保存实力,完全可以避免飞蛾扑火、满盘皆输、遭到一网打尽的结局。
   可见,失败,并不是戊戌变法的必然结局,总有许多想当然的人,那些对历史事件的结局成因不作深入考察,动辄以“历史的必然”代替具体的分析,这类人不是中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毒,就是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自己的无能或懒惰。
   许多人以国民素质低下为由,来证明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这同样是似是而非的谬论:
   戊戌变法完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良运动,是有序的统治集团的自我改造,它完全由权贵精英设计、发起、掌控、引导,并不需要国民大众的参与,因此国民素质低下与否,对戊戌变法这样的君主立宪改良的成败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戊戌变法的成败,取决于权贵精英集团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力量对比和博弈,虽然慈禧集团掌握着实权,但是慈禧集团并非就是生来的反变法集团,而是在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夺权攻势的挑战下,才站到剿杀变法的立场上。在招致八国联军之祸后的最后七年中,慈禧锐意革新,其变法力度,比起当时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甚至还作出了化解满汉隔阂的努力,其政策之开明,在满清统治者当中是空前的。这就说明慈禧并非观念上的守旧派1。
   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既不是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与国民素质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是一个儒家人治社会,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其国民大众可曾有多少 宪政素养?可是因为当年日本改良派策略得当,人家明治维新就成功了。
   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主要原因,是康有为等人的失策。
   康有为既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启蒙者、又是这场中国君主立宪运动的开创者、同时也是这场改良运动的主要策划人。由于当时年仅二十八岁的光绪帝长期受慈禧挟制,眼界、学识和政治经验都严重缺乏,因此,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康有为的最大失策,就是一开始就把实权派慈禧太后集团打成变法运动的敌人,这是一条极其愚蠢的变法路线。因为戊戌变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必须借助最高权力才能行得通,而当时的最高当权者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傀儡。慈禧太后是朝廷的“一把手”,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康有为不可能不知道,康有为要想变法成功,就非得取得慈禧太后的支持不可,至少不能够引发慈禧集团的反对。因此,在推动变法的“公关”路线上,就决不能疏远慈禧太后。
   然而,康有为却反其道而行之。康有为自发起“公车上书”以来,在鼓动和参与策划、领导维新变法运动的三年中,向光绪帝上书进言觐见不下数十次,对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却从未求见一次、上书一封,完全是一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的姿态2。对任何一位幕后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都是不尊重、不友好的态度;对任何一位幕后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种背着自己与自己的前台代理人积极谋划的行为,都是不能不引发疑忌的行为。
   在整个鼓动变法、领导实施变法的过程当中,康有为却始终把慈禧太后撂在一边,通过光绪帝频频发号施令,甚至作出重大人事变动。康有为先是让光绪帝颁旨,撤掉了慈禧心腹大臣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继而又撤掉怀塔部、曾广汉等礼部六堂官,换上自己的人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充任军机处四章京,企图谋取变法的权力。这些人事变动的发号施令,都背着慈禧,或者由光绪帝“先斩后奏”3。
   康有为甚至鼓动光绪帝成立“参谋本部”,自统六军4。
   这完全是一种扶持光绪向慈禧夺权的姿态,这怎么可能不招致慈禧的敌视和镇压呢?
   康有为非但不尊重慈禧,还从儒家歧视妇女的理念出发,斥责慈禧为祸乱朝纲的“妖妇”,心存推翻慈禧之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维新变法怎么不发展至与慈禧集团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当时的慈禧太后,牢牢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慈禧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视权力为命根子,垂帘听政的范围内,决不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不去找慈禧而去扶持光绪,不去寻求实权派的支持,反倒一开始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把改良最需要的东西--最高权力,一开始就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奉行这样的愚蠢路线,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康有为排斥慈禧太后的路线,不像是一个要搞君主立宪改良的路线,倒像是一个宫廷的争权夺利路线,使得改良运动一开始就深陷所谓“帝党”与“后党”宫廷内斗的漩涡当中,使得改良派羽翼未丰、立足未稳,就遭到实权派的残酷剿杀。
   有人认为慈禧太后顽固守旧,因此改良派不可能通过慈禧实施君主立宪,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康梁鼓动变法维新的时候,正值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不久,对前“藩属国”日本割地赔款的空前耻辱,极大地刺痛了包括满清统治者在内的国人自尊心,一时间群情激昂、人心思变,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迅速崛起,激起了清朝一批开明官僚对变法维新的向往,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当时清廷涌现出一大批倾向维新变法的官僚,其中有帝师翁同酥、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岑椿萱、陈宝琛,张之洞等人,都是实力派地方官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当权派集团,因为对日战争的失败权威扫地,面临空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也不能不谋求出路。对日战败后,慈禧对主持对日战事的李鸿章就深为不满,拔去了他的三眼花翎,免去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尽管李鸿章是他的心腹重臣;慈禧还提拔袁世凯,以西式方法培训陆军。可见,当时的慈禧是有求变图强的意思的。
   慈禧虽然不懂得君主立宪制的道理,但对变法维新并没有偏见,她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维新,她对康有为等人本来也没有成见。从权威史书的记载来看:慈禧对变法派的敌视,自始至终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出于捍卫自己权力的权术家的本能--康有为集团种种做法 ,让慈禧确信,所谓“变法维新”,是一场要推翻自己的政变。
   慈禧对维新变法的敌视态度,完全是康有为的路线造成的,如果康有为一开始就拥戴慈禧谋求变法维新,局面将完全不同:嗜权如命慈禧固然不会同意建立英国式的虚君立宪体制,也一定会同意仿效明治时期的日本,建立由她继续掌握实权的实权君主立宪体制,因为,变法维新能够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重树威望、巩固她自己的权力。
   拥戴慈禧,而不是光绪谋求变法维新,这是变法维新唯一的成功之途,康有为对此却浑然不察、至死不悟,他把戊戌变法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袁世凯头上,痛斥袁世凯“告密”的叛卖行径。实际上,贻误变法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康有为自己,康有为对慈禧的策略,一开始就注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
   与慈禧的关系,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在当年的变法维新集团中,也不是没有人看到这关键之处。王照一开始就主张拥戴慈禧变法,但是这一正确的主张却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所否决。可见,在儒家的影响下,中国政治精英对女人干政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以致妨碍了正确的决策,儒家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在历史大转折关头错失千载难逢的机遇,酿成了此后的百年大悲剧。
   改良派的第二大失策,就是把慈禧的心腹重臣李鸿章打成变法维新的敌人。1898年五月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宣传君主立宪制思想、理念、常识,不仅获得知识士人的广泛响应,也得到满清权贵、公卿、官僚们的积极支持,朝中大臣翁同酥、李鸿藻的门生、张之洞的儿子和门生、曾国藩的孙子、乃至军中将领袁世凯、徐世昌、宋庆、聂世成也参加了强学会,并且向强学会捐赠了银两,强学会学会声势迅速壮大,事实上成为中国第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政党组织;这一时期,梁启超还与麦孟浪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独立刊物--《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政党刊物,在北京广为传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理念。
   当时的形势,对改良派非常有利:由于改良派拥有了近代意义的政党组织、媒体,也就据有守旧派无法比拟的潜在优势,如果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能够存在一年以上的时间,改良派的阵营很可能会取得对守旧派力量上的优势,届时,守旧派即使存心阻挡变法,也难挡得住了。
   但是,在此重要关头,变法集团领军人物康有为却作出了另外一个愚蠢的决策:拒绝李鸿章入会。
   李鸿章是满清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操盘手,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史实表明,李鸿章人是一个很能接受外国新事物的人,绝非守旧之辈;李鸿章为官多年,政治经验和管理经验极为丰富,而且长年担任权臣,在朝中、军中亲信众多、人脉关系深广,醇亲王奕缳、庆亲王奕劻都是李鸿章的支持者,袁世凯、徐世昌、宋庆、聂世成都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实业领域,也遍布着李鸿章的亲信;更重要的是,在汉人当中,李鸿章是最受慈禧信赖的心腹重臣,慈禧对他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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