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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更多征兆(下)

温克坚

   更新时间:1/17/2008

   上文提出由于中共权力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政治文化的腐败,随着社会环境变换,中共决策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诉求,在最核心的层面甚至进入一种脑死亡的僵化状态。鉴于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判断,我们还需要多花费点笔墨,进行更多的阐述。

   在我看来,首先,中共已经失去了主导政治发展的能力,因为中共领导层已经失去对关键议题的导入能力。一些关键性的社会议题,由于其具有的争议性,风险性,操作的复杂性,中共要面对之,则必须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内部共识,但这恰恰是一个后极权时代的平庸政治人物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一个自然的结果是这些议题在中共的政治过程中被自动屏蔽,根本就无法进入议事程序。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很多中共成员,包括中高级干部,都知道今日中国的大部分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应对。官方学术机构的多次调查也证明了大家的期待。但是这样一个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议题,甚至中共党内广泛期待的议题,虽然历任政治领导人都为之做了无数的秀,但实际上却依旧停留在口号和宣传,没有迈出任何实质性的步伐。哪怕那些体制变革边缘地带的选项,比如乡镇直选,虽然试验了很多年,但是反反复复之后,依旧无疾而终,胎死腹中。很多类似的政治变革实验,都是还没展开,就被叫停。

   其次,中共领导层失去了对重大议题的辨识能力。从78年开启改革过程,迄今已经三十年,原来简单的扁平化的社会生态已经不复存在,经济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利益形态和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一个社会议题的缘起和实施都面临着不确定的后果。如果政治存在的目的是公共的善,那么就需要政治领导层对社会议题背后复杂的利益格局有充分的辨识能力,对纷繁价值争论背后的民心所向有基本的领悟能力,才能在议题选择过程和实施过程中保持必要的公平和公正。但很不幸的是,看起来中共核心层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以最近4-5年崛起的国有垄断资本集团为例,他们无一不是打着“维护国民经济命脉,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保持战略行业地位”等漂亮的说辞,依靠权力恶性成长,对市场经济体构成重大伤害的同时,却养肥了依附于其上的无数权贵集团。政治领导层对此“阳光下的罪恶”却视而不见,反而往往以公共权力的名义为垄断企业张目。前一阵通过的《反垄断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拿土地问题为例,土地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某种意义上,国家对土地要素的控制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病根之一。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混乱不同(目标混乱成为政治决策层不作为的技术性理由),在土地问题上,公共舆论,经济学界,包括来自实际行政层面,基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求减少对土地的控制,增加土地的流动性,逐步落实土地的私有产权。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最高层在土地问题上的认识几乎没有长进,盲信耕地红线,盲信铁腕执法,在土地的市场化方向上与公共智慧直接对抗。而实际上,这些作法沦为权势集团剥夺弱势群体、攫取高额利益的工具,土地资源反而遭到极大浪费。很多类似的重大议题,民间智慧根本无法对政治系统进行有效输入,而政治领导层却沉浸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幻象中。

   缺位必然导致错位,这种对重大议题辨识能力缺失的另外一面,是政治领导层耗费大量的时间在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由市场和社会解决的议题之上。这方面的景象可以用“惨不忍睹,岂有此理”来形容,那些关注中国公共领域的人们都可以为此指证。这里仅以2007年比较特殊的一个经济现象“猪肉涨价”为例。猪肉涨价本来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现象,只要让市场起作用,它自然可以调节。哪怕猪肉涨价影响了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通过必要的转移支付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政者怕乱的政治恐惧使得他们失去了必要的分寸,直接跨越了市场的边界,通过动员行政力量,派遣检查组等手段来解决猪肉涨价问题。于是在2007年,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地方行政当局,发布了无数文件,对如何养母猪,如何养公猪,如何养猪仔等做出具体部署。在市场化改革三十年之后,猪肉涨价一下子把政府打回了计划经济的原形。如果说这种政治错位真能解决这些具体问题,那也不失为一桩好事,但事实上,当政府干涉市场,它所产生的问题肯定比它能解决的问题要多。我们可以等着看行政权调控猪肉所产生的幽默故事。

   这种政治错位也会挤压专业领域的决策规则。现代社会是分工和多元化的社会,在很多层面,需要专业和独立的决策体系。但是一旦政治化思维弥漫,那么任何专业化的议题都需要政治规则来解决,而政治规则本身却又没有规则。 一些经济社会政策方面所经历的现实遭遇,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侧证。比如股指期货的推出,需要技术官僚通过专业知识,就可以进行决策。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原因,这些技术性议题无一不被沾染上政策色彩,决策目标复杂化,决策机制模糊化,到最后大家都有足够的理由推诿扯皮,以致市场可以对股指期货的推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风传,相关官员也在多个场合进行暗示,但直到已经告别了2007,这个决策还是悬在半空,公共政策的公信力成为儿戏。再拿人民币加息或者人民币汇率调整为例子,同样的复杂考虑,同样政治化的运作,都充斥着决策过程。以致央行的独立性荡然无存,经济决策效率之低下,让提高行政效率的信誓旦旦屡屡变成儿戏。宏观经济方面的决策,正因为影响深远,所以必须依赖专业人士的才干做出。很难现象这些由20多人组成的政治局或者9人组成的常委会能有必要的常识来对这些问题做出决策。与很多其他决策不一样,经济政策决策的时机选择非常重要。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时点推出,效果可能大相径庭。但这些可怕的政治化思维以及政治层面的脑死亡都意味着时机窗口被浪费,经济风险加大。

   政治领导层失去对议题的辨别能力之后,会鼓励官僚体制的机会主义倾向,本来应该分开的决策过程,会沿着权力金字塔往政治中枢系统汇集。通过这个过程,官僚体制会把决策责任往上推卸,而保留对实际利益攫取的便利。而最高层则整天被各种形形色色的议题所包围,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决策过程,民间传说的领导决策无非是“已阅”和画圈等,并非空穴来风。中共的决策体系,在党天下的逻辑推动下,试图控制一个日趋复杂的社会,那么正如一台破旧电脑,在不断增加的任务窗口冲击下,发生系统崩溃、导致死机是必然的结果。

   面对中共体制的脑死亡趋势,中共政治高层应当会有体悟,那么他们如何应对呢?其中一个应对方法,自然是借助外脑。中共治下的外脑机构可谓蔚为大观,政策研究室,科学院,社会院,各种研究中心,包括大学的种种机构,各种专属课题组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中共的智囊库,每年花费在这些智囊机构上的费用也是惊人。但是很难想象这些智囊机构可以给中共高层有效提供外脑作用。原因之一是,权力斗争的逻辑同样主导着这个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些智囊机构并没有良好的职业传统,在给高层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往往是察言观色,根据高层意图量身定做,那些尖锐的却是必要政策建议和政治建言不可能出自这些机构。

   中共政治人物已经采取的第二个应对方法是加强学习,也就是所谓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从16大以来,政治局已经开展了将近50次的集体学习活动。所谓学习,也就是请某些专家(事先经过考察,反复排练,务求政治正确)对某个领域做些最基础性的讲解,学习范围五花八门,学习民族关系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世界农业和中国农业,世界新军事变革,国际能源形势,学习全面实施物权法,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等等。

   似乎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学习,政治局大员们个个都能学成全能型决策者。那么,他们究竟学什么?怎么学?让我引用一段官方新闻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开宗明义对此给予明确回答——领导干部加强学习,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本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同时,要学习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历史、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并把这方面的学习同加深领会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

   大费周折请了些专家,经过排练、预演之后,却又回到这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政治大词。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幽默。即使抛开这些大家都清楚的政治套词,只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日理万机”政治局成员们,通过短短的几个小时,学习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历史,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就要掌握一门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如何可能?难道他们个个都是天才?!

   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理念本身也是反智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几乎涵盖所有的重大社会议题,意味着政治局要干涉所有这些议题的决策, 那也意味着所有议题的政治化,这直接否定了现代社会分散决策的特质。想象一下,布什总统主持学习现代军事理论,格林斯潘,赖斯等一起参加,那岂非相当滑稽?可是这样的滑稽戏却定期在中国的公共舞台上演。一个由知识结构、公共历练差别巨大的成员构成的决策机构,一个缺乏专业训练的政治机构,却是很多专业领域的最后拍板者。那就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技术官僚被搁在一边,或者通过政治站队相互扯皮,耗时耗力,决策迟迟无法做出。另一种是技术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团沆瀣一气,蒙蔽和套牢政治决策层。

   政治决策层失去对关键议题的主导,对重大议题的识别和决策,或者即使进行决策,也无法控制住决策后果的时候,那么形式上,基本完成中共脑死亡的论证了。不过需要重申的是,中共脑死亡并不意味着中共政治领导人的脑死亡,中共政治领导人个个都是奇才,智力超常,能说会唱, 虽然中共逐步僵化,但是在政治秀场,他们可以大显身手,用滥情的表演来继续他们的忽悠事业。

   如何对抗中共的这种脑死亡?重新回到原来的政治架构,甚至连中共高层也有心无力。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和新的社会力量互动,在新的理念和社会基础下激发政治意愿,置换过时的政治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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