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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父亲

陌生的父亲

   林 牧 晨

   

     父亲于1911 年1月生于辽宁岫岩,原名林永泉(后改名为咏泉)。他上有一哥哥和四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1930年春,父亲考入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第八期。此后,投入抗日战争的军旅生涯,最高军衔为上校。他业余时间亦笔耕于诗社文坛,小有名气,又热衷于体育运动,身手不俗。不过,在军职上似乎表现平平,或者可说是不称职,甚至是──叛徒。

     1949 年,他违背了带部队去台湾的命令,在湖南率部起义,向解放军投诚。结果被判七年徒刑。刑期中,患过伤寒症,1956年回家探亲一次。刑满后回家过了近一年,随即被送江西劳动教养。在劳教农场多次重伤病危,历尽苦难,九死一生。1986年获平反,1987年离开劳教农场,十足吃了三十七年官司。

     1989年12月23日,母亲去世。去世前关照我:“让你爸爸回来住吧”。我托友人去苏州亲戚家接回父亲,赶上了母亲的追悼会,算是让他见了结婚四十六年、离婚二十年、共同生活不满五年、已有近三十年未碰头的亡妻最后一面。

     1994年,我离家赴美。八年多未见父亲了,不免时常想念。他现住在离家很近的敬老院里。92高龄了,没什么要紧的病,只是头脑已不清楚。他常把幻觉当真事,据说他常在幻觉里见到我。

     而我却从未梦见过他。我们父子一起过的日子加起来大约有七年。我对他越了解,便越感到陌生。按某种存在主义的标准,父亲的一生没什么错。他的志向无非是弃武从文,解甲归田,功成名就,衣锦还乡那一套。那也是人之常情。但我总觉得他缺少了某种很重要的东西,虽然我至今还没搞清楚那是什么。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只是一个美好的许诺;──母亲时常说:“爸爸就要回来了”。于是我便会设想,这从未见过的爸爸会给我带来什么礼物。我最终决定要一架小飞机,就像我的大朋友王维义自作的那种会飞的模型飞机。

     那一年,爸爸终于回家了。他不如我想象中的那般高大英俊,而且并无亲切感;他很沉闷,很疲惫,像个长途跋涉中的旅客,好象只是经过这称为“家”的驿站小作停留。母亲和他去苏州无锡游玩了几天,给我带来的礼物是石膏做的飞机,机舱上居然冒出个娃娃飞行员!大失所望之余,我挥手“放飞”,暗自“庆幸”把它摔了个粉碎。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年父亲是回家探亲──他在湖南劳改营服刑。又过了两年,他刑期已满,便回家准备长住。他没有工作,想以写作为生。写作了几部书稿,但都无缘发表,全退了回来。有几次见他在烧书稿,大概半是和母亲呕气,半是灰心。母亲只抢下了一部《颜真卿》,后来也在“文革”中连同父亲留下的所有文字被专政机关拿走了。

     派出所民警多次找上门,母亲在师范学院又受到“反右”运动的波及,心情自然好不了。母亲性格刚烈直爽,父亲则孤傲固执,两人一吵架简直便形同敌国。我从母亲对父亲的责骂中知道了不少事:原来父亲曾是许多名流女性追求过的“男花瓶”,原来父亲在和母亲吵架时曾拔出手枪来威胁,──父亲在我心里是大大地掉价了。但我很喜欢父亲念小说给我听,还有他唱的家乡小曲:“太阳出来照呀么照满院,扫清了院子我洗凈了锅碗,我先把那猪来喂呀,我再把那鸡来唤呀,吃罢了早饭我好做那针线”。他对“务农”有种天生的熟悉感。我们“开荒种地”,种些黄豆、扁豆、花生、茄子、辣椒、波菜、塌锅菜;也常去挖野菜:荠菜、马兰头、马齿苋、苦蒜──所有这些经外婆烹调一番,便成了绝顶的美味。父亲像所有品尝过外婆手艺的人一样老是赞不绝口,外婆当然很高兴。但对母亲来说,父亲此举无异“策反”;于是母女间的口角也烽火不断。

     父母的“热战”很快就结束了。派出所找父亲去参加“修铁路”,结果一去不复返,变成长期的“劳动教养”。而我当时还以为父亲是去“工作”了。有一次,听小朋友争夸他们家里谁当了解放军,我不服气地说“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是骑兵!”还跑回家找出一张父亲骑马的军装照,拿给小朋友看。过了几天,小朋友都避开我了。原来是他们家长关照的:“他父亲是国民党,是坏人!”这一阵风吹得师院里的小家伙跃跃欲试地想联合起来教训我这个“国民党”。于是,发生了多次对我的“摩擦”。还有一次“阵地战”,我一人面对几十个拿着“长短兵器”的“敌阵”,气得发了狂,手挥“竹剑”横冲直撞,居然以少胜多。但从此以后,我便多与孤独长期为友了。

     母亲老在寄邮包。主要有饼干、鱼肝油。父亲来信老是称病,母亲显然十分担心。终于,母亲决定带我去江西看望父亲。乘船,换车,住在油灯如豆的小旅店,跟着邮差走一整天的路,翻过好多大山,一条溪谷中几片竹棚便是劳教人员的住处。十多人一间屋,有几个患水肿躺倒在竹板床上;开饭时,每人拿个大脸盆去“打饭”。──从大木桶里分一盆灰黄色的稀汤,然后用竹勺打捞那点数得出的饭粒和几丝南瓜,最后留着那盆清汤寡水慢慢“享用”。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伐竹,运竹。为避毒蛇,得用烟熏,这使不少人得了眼病。但还是常有人被毒蛇咬伤。有个以捕蛇为生的中年人常来聊天,讲起那年他被五步蛇咬后自断左臂的经历,真是惊心动魄。

     以前母亲还相信官方的宣传,没想到眼前的事实如此冷酷:猪狗不如的“生存”,渺无希望的“前程”。她终于明白:人是可以如此轻易地毁掉的,哪怕他再有才华,也不管他如何顺从。她已过不惑之年,知道愿望不能改变命运。她提出了离婚。但父亲不同意。他具有农民式的守旧自保趋利避害的天性,不会坑害别人,也不会为顾全别人而让自己受损。为离婚的事,父母又开始了长期的冷战。母亲要我忘掉父亲,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别人会时常来“点穴”。

     小学五年级,我得到校方的一次“警告”处分。起因是代课的陶老师在课堂上诬蔑我有抄袭行为。我推翻课桌以示抗议。他竟对我施暴。校长和我谈话时,根本不听我的抗辩,反而逼问我:“你讲过‘猪毛会师’,是不是你父亲教的?”我十分鄙视这位校长的浅薄卑劣。那次“警告”,对我只是一个讽刺小品。

     中学里,我是班主席,三好学生,学雷锋标兵;但我入不了团。几位老师在宽慰我时,也让我明白了“家庭出身”这个词的分量。这也成了我决心不再升学的主因。

     66 年8月,我受政治形势影响,在工厂里反四清工作队,筹备组织红卫兵。工作队和厂党支部立即拋出档案材料,宣示我乃“黑五类”出身。之后二十几年,我在无数次“冲击”中,无数次地被“提醒”:尔乃国民党军官之后!连我改姓名的“企图”都不允许,即使到后来父母终于办完了离婚手续也无济于事。

     1987年春,我去江西永桥劳教农场看望父亲。他刚获“平反”,与几个“县团级以上”的老难友住在一起。一个小煤油炉,一个小铝锅,几个搪瓷碗,一个搪瓷脸盆,一木箱书,一个破旧的军用皮箱,几件旧衣服,这些便是他活了76年的全部家当。

     为了父亲最大的愿望,我陪伴他作了一次长途的回乡旅行。在南京、沈阳、岫岩、迎春、哈尔滨、大连、青岛等地,见到了他阔别几十年的一些老友、几个亲属和许多从未谋面的晚辈。见了这么多人,没有任何激动的瞬间,感觉不到生命的壮丽。大概父亲亦有同感。他很沉默。整个旅程都灰蒙蒙的,包括父子间的交谈。

     从父亲口中我了解到,他一生都很清贫。从军,入党,对他都像出工种地般平淡,没有什么特权专利,没什么荣耀值得多讲。常与党政军首脑接触,也只是公务关系。军中唯一的好友是黄埔同班的郑为元;还有黄杰,曾把他当作得意门生。关于黄杰和郑为元先后出任过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防部长,父亲毫无谈兴。他喜欢谈的一是文艺,二是体育。体坛名人徐亨是他的好友。在文艺界,他和演员如崔巍、兰萍等一度过从甚密。与孙望、常任侠、郑广玬、武俊达等文人,更是知交。甚至还差点和才女孙多慈结缘。父亲最爱京剧,最恨越剧和摇滚乐。有一次,他听着不远处播放的摇滚乐,气恼地说:“我真想把那个作曲家一枪给毙了!”他谈到兰萍时说:“没想到她后来变得那样;不过她也做了件好事,──提高了京剧,消灭了越剧”!我暗自苦笑:这老子比共产党还霸道!

     我试探地问起当年为何不去台湾,他回答得极简单:“想家了。不想打仗了”。

     是啊,──想家。无可辩驳的理由。这也许是当年国军溃败的原因之一。我不忍心问他那时是否想到过日后的几十年官司,是否想到过“家”的钜变以及“国”的钜变。

     在出国前和父亲同处的几年里,我因参与民运活动而麻烦不断,风雨频仍。父亲虽然没有直接地反对我,但他的忧虑甚至恐惧时常溢于言表。而且,他表达了一种他认定当然的理念:不可与政府作对。他显然不欢迎常来我处的那许多民运人士,对我们毫无忌惮的高谈阔论,他会显出无法掩饰的惶恐与恼怒。我有时把他和去世的母亲相比较,觉得两人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母亲生前热情地支持民运,赢得上海众多民运人士的敬仰。她的追悼会可称为一次规模不小的民运聚会。去世前,母亲曾在家中“发表”了许多“政见”。例如:“现在的社会风气比国民党时期差得太多了”;“那时真的是很自由,不像共产党这样搞得到处是克格勃”; “回想起蒋介石,他的确十分出众,不愧称为伟大人物”;“共产党里也有好人,可是太少了”;“齐奥塞斯库是罪有应得,现在要等着看这里共产党的下场了”──其实这些话都属于平民百姓基于直感的经验之谈,但就是有许多人不敢这么说,甚至不敢这么想。这种人包括我所认识的不少“资深”学者,也包括了我的父亲。

     出国后,父亲有封信里盛赞中共使香港回归,热望台湾内附。我去信告诉他,很多香港台湾人并不愿意回归与内附于中共党国。他来信斥责:“这些人是丧心病狂!”我没话可说了。三十七年的官司,妻离子散的悲剧,红色恐怖的国家,世风日下的社会,都不能唤起他的愤怒。是“愤怒出诗人”这句话错了,还是他算不上诗人?他算不上,那么还有他的诗友艾青等人呢?他不是诗人,那么作为一个公民呢?或者,退到底,他连公民也不是,是个奴隶呢?奴隶还有反抗的勇气呢!还有陈胜吴广呢!

     我该搁笔了。倒不是怕号称“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们的攻击。对一个历尽人世沧桑的92岁高龄的老人,我不能说得再多了。何况,他是我的父亲。

    ( 2/1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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