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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在贵阳文化讲坛的主题演讲
   戴晴有“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的直白,并且问道:“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什么去了”⑴?
   牟传珩先生有“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在哪里”的追问⑵;
   许多忧心忡忡的中国人在四处“寻找中国的知识分子”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干脆说:“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⑷。
   前两次我们贵阳文化讲坛主题演讲有《在六四前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与反右》。其中谈到许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微词。我在这里不得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下这种悲剧性的盖棺定论: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走到终点。
   为什么中国的事情要责问知识分子?怎么说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其它的国家或民族是这样的吗?
   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词,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仅指“中国的知识分子”,仅实用于“中国”。你不能套用“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去类比“美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印度知识分子”。因为其它民族和国家的知识分子并不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众望所归的责任。在美国,其国魂是基督教徒,显现于社会的是,强调你是一个有理性、有信仰的人,而不是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本,其国魂是武士道精神,现代工业社会的表现是职业的归属和定位,表示你属于哪一个集体,有团队精神否。在印度,其国魂是印度教、各地方不同种类的教派、和以此形成的民族地区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他们更多地是强调传统、身份地位,宗教族群意识,而不是“知识”分子。尽管世界上也实用“知识分子”一界说,但是,它指某一群体的功能,清楚的说,是技能技艺;与中国式的,强调知识分子与国家或民族社会的命运和责任无关。况且,“知识分子”这一特定名称正在世界式微,随着人们对“知识”的不断反思,“知识就是力量”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名称已如同一种业已灭绝物种的名称,正在逐渐消失。
   但是,中国落后世界60年(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已有60年,大陆中国仍未实施人权法案算),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定位和意识形态认同仍然流行,再加上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同,中国知识分子被认定为是中国国魂的传承者和发扬者。这就使我们有了梳理中国知识分子话题的必要。
   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概说
   1、 知识分子的起源
   “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世界只是近代才有的事。在西方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源出自19世纪俄国的intelligentsia,意思是:有理智、理解力、使用头脑的聪明才智者。最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对社会持批评态度的一代人。但是,在西方世界一般认为,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运动的“哲士”们(Les philosophes)。他们才是最早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个最大的特征,他们都是反传统,提倡新知识的人士,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类似于古希腊文化中的“智者”派,即称自己为“有知识的人”。17世纪英国的哲学、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划时代口号,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界,征服自然界。在1898年的法国,当时一些文人发表文章对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文章的题目就有《知识分子的宣言》等等。批判性成为知识分子的立场,知识与人物结合,有了“知识分子”的名称,“知识分子”,有别于传统的各类人物。这一部分人一般称“新派人士”。此后,知识分子在法国就是指那些对现实和传统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并且有知识的人,批判成为了知识分子直接或者间接地干预社会的责任。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有很强的认同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诞生,但是,在西方各国却有各种不同理解。提倡“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并不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群体,英国人很少有人愿意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一词含有一丝讽刺的意味,指对日常生活缺乏接触的人。“知识”一词往往与knowledge对应,knowledge意为:知识、常识、学问、知晓。以这样理解形成的英国的知识界与政界和管理层本身就互动密切,他们自身都有一种明确的社会地位、职业、或者信仰归属,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唯物主义特性和工具性太浓,“英国知识分子”阶层并未形成。在法国,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个传播知识的派别,他们不愿意用这种宽泛模糊的概念称呼自己,更愿意用准确的派别名称命名自己。这样,就有福柯的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知识群和特殊知识群。有公共“知识”群、专业“知识”群。以“知识”划分的功能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根据不同功能确定的群体,更能被人们认可。另外,即使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法国和别的一些西欧国家,“知识分子”有别于依赖于由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学院的科学家与学者,也不同于只有审美诉求的文学实践者。“知识分子”是独立特行的,有不同于流俗见解的自由人士,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然而,在“知识分子”与“自由职业者”两者之间的定位选择,他们更多地是称自己为“自由职业者”。如法国的左拉。在美国,新教徒已经有了反叛传统,批评时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特质。他们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弄个什么“美国知识分子”出笼。
   2、“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笼
   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笼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求新知,反传统,希望人类拥有更大的能力,战胜大自然。不同之处是,西方的知识界是主导者,中国的是被动者;前者总是后者的老师,后者总是学生;前者是独立自主的,后者则相反。如果说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以他们的自主性或理性来改造世界,改良社会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则要根据西方的知识和世界观来改变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出世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如何拯救中国,实现“五个现代化”的问题。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相比(除了法国、马克思主义部分知识分子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抱负比西方知识分子大得多,然而,其成就却小得多。
   所以,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传播知识和真理的情结。他们将被他们认可的西方文明传到中国来,在他们看来这就叫启蒙。因此,如果西方知识群体的形象是立法者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传播者和启蒙者。前者注重在“立”,后者注重在“破”。这个形象其实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启蒙者,是新社会的缔造者;虽然他们很少反思其启蒙的知识面是否有缺陷?追求的是否惟一的真理?他们仍然热衷于他们的救世主角色。
   在晚清,梁启超就对这种早期的知识分子情结有过反思。他说:“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为“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类似的思想在最近十年出版的某些翻译丛书的前言中也有反映。译书热愈演愈烈,至今未见稍息,虽然早已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间,但以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就是启蒙的想法恐怕是根本的原因。因此,许多人乐此不疲,完全忘记了自主性和创造性乃是启蒙的真义。以为译书就是启蒙,“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梁启超语)
   到中期(从1895-1949),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制度论”和各种思想文化学派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学习西方的话语,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运动彻底抛弃了传统,陷入不能自主的失语症状态。在严复看来,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阶级,“中国自秦以来,大抵以议法为奸民。然宋元以前,朝政得失,士犹得张口而议也。至于明立卧碑,而士之性灵始锢。虽然,犹有讲学,而士尚可以自通。至于今世,始箝口结舌,以议论朝政为妖妄不祥之人,而民之才德识知,遂尽如斯密氏之所指。”而西方之强,恰恰在于民主制度保证了人民参政的权利,甚至可以不需有君行道,就能自行其道。只有将这个道理向国人讲清楚,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那种自行其道的制度。
   这一时期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章炳麟、黄兴的法国式“大革命”;有陈独秀、李大钊的苏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革命,以后变成了毛泽东的“农民草寇山大王革命”;还有不被人们看中的胡适的“自由主义”,宋教仁、张君劢的“民主宪政”;以及后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新儒学等等。
   后期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尽入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过新知识,译过书,做过启蒙工作,提倡过各种思想主义,最后,又犯了老毛病,“罢逐百家,独尊一家”,建立了秦始皇+马克思的党文化。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官方的书籍是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等。……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这是根据“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中一员”的指示定位的。
   中国知识分子在“党国”中已经成为非独立的主体,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变异、被消解。不论是主动的、被动的、抑或已经是被镇压被驱散了的。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
   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是与学习近代西方文化有关的,其定义是要与传统的“士”做个决裂。然而,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得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精华呢?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窥透了西方知识分子生命的内涵呢?又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古代“士”的阴影,走出了“卖与帝王家”的依附性?彻底的与传统的“士”文化决裂了呢?
   身处时代巨变的徐复观曾经时常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谈到中国长期专制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纠葛。他写了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书,尽管他痛心疾首,感伤时世,追根溯源的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词气间常常带着相当强烈的义愤,但是,当别人批评到自身时,他也不能够理智的看到问题之所在。事情是,1974年,法国作家、曾担任过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氏访问日本,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中日文化异同和中国文化的缺失时,答称道“中国没有武士道;西欧有骑士道,伊斯兰有,印度有,只有中国没有。”徐先生随即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说在《史记》中《剌客列传》和《游侠列传》,那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视死如归而又“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人物,表现的是“超武士道定神”。他又不得不在后面补充道,“致从封建解体后,在长期专制的威迫利诱下,中国知识分子骨日软,气日消,变成为偷合苟容,顽钝无耻,以迄于今日,这是远沉沦于武士道以下的软体动物层,于是,马氏可切取这一部分以认定中国历史事实的全部。而他不能了解,这是专制下的产物,与民族性没有关系的。”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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