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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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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上,硝烟中,民间社会凸显

   来源:观察
    一片片巨大的残垣废墟,一块块冒烟的龟裂土地。一队队主要由自发自愿者组成的人群,在那里奔突呼号。远道而来的以及本地的自救组织和团体,在四川大地震灾区,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
   
   我们看到,王怡等朋友的“秋雨之福教会震后救助事工”紧急动员起来了,冉云飞等朋友们深深投入了,“爱白成都青年同志中心”迅速行动起来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组建起来了,北京的罗永浩等牛博网的朋友千里迢迢、韩寒等青年长途跋涉,赴川救援了……。从基督教团契,到佛教僧尼;从国内临时组建的慈善机构以及社会和环保团体,到国际久负盛名的非政府机构;从大学生组织的Green SOS到尚民社会发展研究所,不约而同,在中国的政府和军队之外,开辟了另一个救灾现场,在满目疮痍的灾区。
   

   最新一期美国的《时代》周刊敏锐地观察到:“地震呈现了中国自我中心这代人(Me generation)的悲天悯人的一面。它把政府置于空前未有的监查之下。从此,中国不复是原来的中国了。”
   
   从天而降的毁灭性灾难,一瞬间使一个全权社会突然停摆,其统治机器和管理网络突然断裂、解体,骤然带来了短时间的管理真空,权力真空。而大灾带来的大量紧迫的救援需求、医疗需求、物资需求、秩序危机、管理危机,这种超大范围的燃眉之急,纵是再强大的极权政府也无力解救。于是,民间自救应运而生,自发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而过去仅存于地下的公民组织也一下子浮出了水面。仿佛一下子回复到了“人饥我饥,人溺我溺”,守望相助的初民社会时期。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抢救生者,掩埋死者,传送捐款,传递紧急物资,运来仁浆义粟,专业人士和医疗人员,实施灾区消毒防疫,进行身体和心理治疗,各省人士纷纷认领和收养孤儿…..。
   
   平日被高压的思想和言论管制整蛊得冷漠隔绝的人际关系,平日被残酷的生存竞争弄得绝情寡义的社会氛围,其精神之墙,在汶川轰然一声巨响之后,倒塌了。灾民们相依为命,组织起来,自救救人,相互呵护,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心灵之间的距离。这种自发组织,这种心灵的呼应,不是意识形态教条塑造而成,不是官方权威强力整合而成,它出自人类天性,出自自救本能,具有绵长的生命力。
   
   虽然,当局对民间自发的组织一直有本能的警惕,对体制之外的私立慈善机构、宗教和社会及环保团体一直进行监视和压制。人所共知,过去在中国,要想成立一家非政府组织(NGO)要过无数关卡,而且还要挂靠一个官方单位。然而,大难之下,人命关天,巨灾面前,人们冲破了恐惧,冲破了限制,蓬勃生出的公民团体已是势不可挡,并继续顽强地在扩展它们的空间。
   
   灾民群体是维持这种空间的主要力量。他们已无所失,他们已无所畏。他们此生下半辈子,就是为自己的亲人讨回公道,讨回正义,讨回补偿,讨回生命的尊严。
   
   过去,笔者曾基于共产极权社会消灭了民间社会的现实,曾指出现代中国社会重建的艰难。那是在一片物质的、伦理的、精神的废墟上的重建。几乎是从零开始。人坏掉了。社会的细胞、单元给毁掉了。要重建,就只有依靠从最基层的社区入手,建立一条一条的乡规民约,在契约关系上,一层一层地把一个文明社会重建起来。
   
   然而,不期然地,巨灾大难成为人类灵魂的洗涤剂。它可能转变成公民社会的第一块砖。
   
   虽然,一名浙江地区的NGO组织者,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其他非政府组织说:“枪打出头鸟,谁也别太表现自己,老大哥在看着呢。” 历次运动,给了中国人太多的教训。这句悲怆的警语,饱含无数国人血泪。
   
   但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仍然不顾一切地开始升起,正在倔强地占领灾民的心田。“我的孩子已经死去,我的妻子已葬身瓦砾堆下,我已无所失。我已无所畏惧。”如此巨大的灾难震撼,使得心理畏惧的底线已然越过,恐惧感正在消失。我是灾民我怕谁?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权利——或许,公民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是一个警察国家走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的临界点。
   
   诚然,历史经验指出,在危机当时,当局急火燎心,在内外巨大压力之下,一些放松封锁和管制的措施可以出台。然而,危机之后,权力垄断的惯性使其故态复萌。就像当年的萨斯(SARS,非典)事件当局的表现一样。危机之中和危机之后,划然有别。
   
   然而,论灾难震撼之烈,萨斯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如今的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复当年了。如何把大灾中获得的公民权利及民间空间凝固下来,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凝结下来,不能让其收回去。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课题。这是民间与当局的长期反复博弈的焦点。
   
   我们穿行在历史的隧道中。虽然,尽头还未曾看见,然而直觉告诉我们,它已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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