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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情蹤——呂以春(56)

   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後,我先在杭州的大專院校任古代文學教師,二十多年的流離顛沛,“階下之囚”居然上講臺為人師表了。久長的學業荒疏,只得廢寢忘餐的閱讀、鑽研,幾年的教書生涯,居然能夠教學相長。
   
   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杭州市園林局《風景名勝》雜誌社創辦,人手甚缺,在友人王翼奇的推薦下,我遂進入雜誌社任編輯、記者。這使我從“讀萬卷書”,轉到了“行萬里路”的境界。
   
   “風景名勝”內容涵蓋甚廣,包括已開發又再度荒寂的名山大川,即將開發的深山老林、邊陲、沙漠,涉及建築學、宗教、繪畫、音樂、書法、規劃、設計、旅遊、歷史、地理,乃至遊記、名作、風俗、人情等等。我在雜誌社工作了十多年,直到退休。我的足跡遍及祖國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尤其是那些人跡罕至之處。如內蒙古草原,廣西、雲南邊界少數民族區,山東龍鬚島“天盡頭”。至於五岳名川那更是必修的課程了。我還有自己的興趣所在,為探求徽州文化,皖南的徽州六縣我就訪問了十次,閩贛交界的武夷山一地我到達五次。在這十多年中,採訪、考察,參與各種學術會議,於是接觸了各界的學術權威人士,進而成為了我的良師益友。

   這十多年的實地考察,廣泛接觸,使我知識大進。這十多年中的另一收獲,是我參與了多部正宗辭書的編纂工作。在編纂《浙江省地名志》一書時,我結識了杭州大學地理系副教授呂以春,此書編輯時間達三年之久,我得以與他時常見面,互相切磋。一九八六年五月,我和呂以春共同參與了在浙江舟山沈家門召開的有關浙江省地名志會議,一起在沈家門開會,到朱家尖、普陀山瀏覽,因此,交誼更深入了一步。在沈家門的三天會議中,呂以春作了“浙江歷史、地理沿革”的講座,將浙江省的地理、歷史沿革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論說,使我對他的學問、修養更為敬佩,嘆服。他不用講稿,娓娓而談。說到地名沿革時,他說,中國數千年來的地名變化,區域劃分,最頻繁、變化最多的是中共建國以後,他認為變化頻繁對地名學造成的難度無法估量,他提議要尊重歷史,尊重傳統地名。
   
   地名學是一門西方學問,近幾十年來才在中國普遍展開。地名學的研究,以杭州大學地理系教授陳橋驛為最先開創者之一,他是全國地名學會的領導,浙江省各縣的地名志都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多年以來致力頗勤。一九八六年秋《海鹽縣地名志》出版,我曾隨陳橋驛到海鹽縣參加評審此書,陳朗也受邀請。陳橋驛的記憶力甚強,他引證史書、年月,不用查書,隨口而談,他說海鹽方志的撰寫,在明代以來一直首屈一指,而當時這本地名志也非常精采,他希望能保持這種優秀傳統。那次在海鹽,我們遊歷了明末南京名妓董小宛隨冒辟疆曾經芳蹤及此的南北湖,登臨了能觀海景 “日月同升”的雲軸庵,並參觀了歷經荒廢新近修復的蔣氏西澗草堂,和海鹽傳統名園綺園等。
   
   呂以春在五○年代畢業於杭州大學地理系,是陳橋驛的高足,得力助手,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後,發配到原籍浙江諸暨農村勞動改造,二十多年的苦難,一直待到七○年代底右派“改正”。落實政策時期,凡為教授威信較高者,可以指名提拔學人,陳橋驛遂指名調呂以春回杭大地理系,作為陳橋驛助手,凡陳橋驛的學術研究均離不開呂以春的協助。尤其是對於地名志的涉臘。
   
   一九八六年的沈家門會議,陳橋驛主持,呂以春宣講,眾人恭聽。會議期間,陳橋驛帶領與會者若干人瀏覽了朱家尖島,在島上住了一夜,吃了石斑魚。又到了普陀山佛國。佛寺均曾遭“文革”破壞,正在修復中,整個普陀山呈一片大興土木景象。此次會議前後,赴沈家門路經寧波市,我遇到兩件意想不到的事;一是能在阿育王寺通一法師的盛情接待中,有幸瞻仰到了秘置於該寺藏經樓的佛骨。藏經樓又是坐關和尚閉關誦經之所在。我在通一法師帶領下,扣關、入樓,親見其啟鎖、取骨。正值樓外四季桂飄香,觀看佛骨,崇高之感,油然而生。二是在寧波天一閣藏書樓,竟能登閣觀書!天一閣是明范欽私家藏書樓,歷經數百年,立下的家規是“代不分書,書不出閣”,而且“婦女不得登樓”。在書樓哀怨的傳說中,說到一位女子,因慕天一閣防蛀芸草,久聞而不得一見,遂改名繡芸,托媒嫁至范家後,始知婦女不得登樓,抑鬱而亡,遺言葬於書樓之旁……。我曾在杭州藝校任教時的學生鄔向東,此時正擔任天一閣藏書樓館長,他出於愛師,破例讓我登上歷代登樓者寥寥數人的天一閣藏書樓。我之僥倖愉悅心情,可以想見。
   
   會議期間所遊歷的朱家尖,是舟山地區的一個大島,比普陀山大三倍。早在會議之前,有關方面已決定將朱家尖開發為旅遊區,人稱“南戴河”。有舟山地名志辦公室徐靜波攜帶朱家尖材料,專程到杭州請專家為其若干風景點定名。當時受徐靜波敦請的,有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正秋,杭大地理系副教授侯慧林與《風景名勝》任編輯的我。我等數人就在徐靜波下榻的松木場八字橋旅社內,為朱家尖名勝商討定名。我對朱家尖該是早已相熟了。
   
   在沈家門會議期間,唯一攜帶家眷同行的是呂以春,大約是沈家門地近普陀,夫人藉此瀏覽吧。呂以春在諸暨農村戴罪勞動二十多年,結婚甚遲,夫人為一農婦,生有二子。在呂以春右派“改正”返城時,她隨行抵杭,住杭州體育場路杭大宿舍內。我在沈家門見到的呂夫人,已是年近五十歲了,她不幸患高血壓、心臟病諸症,臉色蒼白,浮腫。她五官端正,一副忠厚相,沉默寡言,怕見生人,與會數日未見她與別人交談。在抵沈家門三日後,會議中人赴普陀游覽驅車赴渡口,車上座位擁擠,夫人不敢就座,當我為她讓座時,有大學老師甚表不解。回杭後,呂以春幾番說起,夫人要請我到她家作客,說起夫人曾見我將吃剩的早餐鹹菜留存至中飯再吃一事,回家後還諄諄教訓孩子,學習我的節儉。可見彼此印象的深刻了。
   
   沈家門會議後,我隻身赴溫州,路經定海,參觀了博物館,並瞻仰了建於西晉的祖印寺。定海尚有石板路老街,六座避火石拱門。定海老城是明末義士節婦抗清者的殉難之處,有陳皇后投井處(舟山宮井)、李昌達殉難處(留芳路)、劉世勛自刎處、張肯堂殉節處(雪交亭),還有同時死難的將士臣民萬餘人合葬處(同歸域)。我一一作了憑弔……。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我與呂以春同時編纂《浙江省地名志》。此書由陳橋驛任主編,呂以春任副主編,編委若干人,我為其中之一。呂以春負責全書集稿通稿,從格式、文風,到查證實地,統一匯編,要求準確,精密……。全省各地他幾乎一一親臨。我則在全書中,負責匯編、撰寫園林、文物方面的地名演繹、變動。我相信這一部《浙江地名志》將富有權威性。因為一般辭書的弊病,如《全國名勝辭典》,往往足不出門,純粹摘錄他書。古語說“信書,不如無書”,而呂以春為核實條目,幾年以來實地調查,逐條考證,實屬難能可貴。我所編寫的條目,也是大都親臨其地,搜集有關資料的。
   
   全書經三年努力後,方始於一九九○年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付梓印行,曾榮獲浙江出版界的出版獎。此書遠涉重洋,在地球的角落紐西蘭奧克蘭市,在奧大圖書館,在時代文化中心等處書架上,竟赫然存在。見到呂以春和我們共同為之辛苦、努力得以出版的《浙江地名志》,見書如見人,倍感親切!
   
   呂以春在完成《浙江地名志》巨著後,即接著編寫《錢塘江志》。錢塘江為浙江最大河流,自西南向東北流向杭州灣入東海,全長四一○公里,流域面積四.二萬平方公里。錢塘江支流繁多,幹流各段名稱各異,上流婺源、休寧境內稱橫江;績溪境內稱揚之江;歙縣至淳安、建德(今千島湖所在),稱新安江;衢縣至蘭溪稱衢江;蘭溪至建德稱蘭江;建德經桐廬至蕭山稱富春江;其間桐廬段稱桐江;蕭山至入海口稱錢塘江;其間蕭山聞家堰至杭州閘口段別稱“之江”。全河流向曲折,故稱“浙江”,浙江省名亦由此而來。錢塘江上、中游地勢起伏,變化極大,由叢山峻嶺山地而經丘陵,錢江入海處,口廣內狹,巨流滔天,萬馬奔騰,形成中外聞名的“錢江潮”。呂以春為撰寫《錢塘江志》,走遍了四萬二千平方公里的流域區,他一直到達婺源錢江濫觴處及績溪叢林密布的三太子都。他曾對我不無感慨地說,越考察水文,越對酈道元的《水經注》佩服得五體投地,浙江千百條支流,《水經注》竟明白無誤地指出它的最初發源地是三太子都!
   
   呂以春孜孜不倦於學術之研究,實實在在,不為名利,他非常珍惜右派“改正”後不多的工作機會,他的身影出沒在山山水水之間。他的背後,有一位沉默寡言,節儉勤勞的夫人,她不一定能理解他的學術價值,但她用病弱之身支撐了全部家務,呂以春得以全心全意沉浸於工作。我去國來紐已經數年,未知他的巨著完成否?未知夫人病體再能支撐家務,默默奉獻否?

此文于2008年04月1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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