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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蔚——“右派情蹤”(55)

   
   八○年代初,我在右派獲得“改正”後,落實在杭州市機械工業學校任教職,同時在浙江省藝術學校,及杭州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興辦的“民聯業餘學校”兼任古代文學課教師。
   
   我在“民聯”兼課達四年之久。這所業餘學校的上課時間都在晚上,學生則是因十年“文革”而失學的年輕人。辦學者是“民革”中一批在十年文化蕭條後,於事業仍抱孜孜不倦精神的老學者,教師則全部向正規學校聘任兼課。辦學兩年後,“民聯”曾評過數名優秀教師,我即是其中之一。在其間我還差一點當上了“民革”杭州市委的宣傳部長,一個不小的官哩!因此我也結識了賞識我的元老、杭州市“民革”領導層人物江天蔚老先生。
   

   當時各“民主黨派”都想重振旗鼓,紛紛擴展有限的勢力,招納知識份子入圍,原先如九三學社、農工民主黨等本來就是知識份子結集之處,但如“民革”這類民主黨派,卻並不受知識份子的青睞,而我因在該屬下學校教書,近水樓臺,不免沾邊。其時算得上“大知識份子”的杭大中文系教授蔡義江,他即在此時被直接提名,擔任了北京中央“民革”宣傳部長的。他的父親蔡竹屏為四○年代國民黨治下的縣長,據蔡義江和我說,他之所以願意接受這一頭銜,還有為他父親申訴未了冤案的一層含意。反正他是棄文從政,儼然為京官了。我則因老母、哥哥極力反對,加上自身的清高思想,未當成官。當時的杭州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需要一位合適的人接任宣傳部長,據我後來得知,他們希望這位部長是一位女性,四十多歲,大學文化,善於言辭,有氣度,而且必須是國民黨世家。據說他們經過周密的觀察、調查,最後選中了我,而我確實是具備了別的四十多歲女性所未有的“國民黨世家”身份:我的大伯父周六介是孫中山時期的同盟會、光復會會員,參與過光復南京壯舉,在光復軍中任敢死隊隊長,光復後任首任杭州知事,接著任上海道臺。我的父親周雲平,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安徽省國民黨省黨部工作。我的大哥周昌澍在中共建國前夕一九四九年,畢業於蔣介石親任校長的南京警官學校!我的身世何止是國民黨世家,簡直是國民黨功臣世家哩!加以我所具備的其他種種條件,成為物色目標就在情理之中。一個人成為學者、教授並不是偶然的事,必須有環境和自身的專注、勤奮。而從政、當官,往往非常偶然,有其意想不到的因素。
   
   儘管當時“民革”杭州市委對我若願意當宣傳部長給予許多承諾,包括可以讓我長駐北京,以便與中央民革多項聯繫。還說,二年後即可進入政治協商會議當政協委員,至於物質上的住房改善等當然不在話下了。但是我不願意當官,尤其不願當任何與國民黨有關的官,中共建國以來,我們這個家庭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算得上家破人亡,吃盡苦頭,我小小年紀即被戴上了“右派”這頂桂冠,即與國民黨世家有密切相關,所以說到“反動”歷史,還心有餘悸!還有想到我那身為小兒科醫生、出身貧寒的祖父蓮波先生瞑目之時的遺訓,因為他的長子周六介一生戎馬生涯,出生入死,最後雖然做了官,但是在三十六歲的英年即棄他而早逝了,他傷心地說過:“這就是做官的報應!”因而他教訓子孫:“祖祖輩輩,耕讀傳家,不要做官,不要遠離祖宗的墳塋。”不要做官,我是做到了,可是現在遠涉重洋,祖宗的墳塋已經久不祭掃了。
   
   國民黨杭州市委的上層領導人物江天蔚先生當時在平海街辦公室召見我,有民聯業餘學校教務長徐衡在座陪同,他向我申明大意,勸我從政。在我婉轉說明自己的想法後,江老先生毫不勉強我,並爽朗的放聲而笑。這是我初見江天蔚的神情,而且從此以後,我和江天蔚竟成了忘年之交。十多年來,時時過從,他成為我值得信賴的良師益友,他對我時時有所教益、警策!
   
   江天蔚是浙江松陽人,當時已八十多歲了。他滿頭銀髮,膚色紅潤,雙目炯炯,有學者風度,真正的“鶴髮童顏”!江天蔚早年任職松陽某中學,抗日戰爭年代,從事抗日運動,不知道他是屬於何黨派,反正曾被國民黨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經歷坐老虎凳等酷刑。他所受刑罰後果,可謂終生“受用不盡”。據他夫人吳鳳儀說,他長年渾身關節疼痛,不能安眠、入睡,每晚都是靠床倚枕,坐待天明。睡眠對江老來講極其痛苦,骨節疼痛的程度,簡直是一場戰鬥、掙扎。也可見睡眠與長命、精力、思維無關。江天蔚幾乎日日精神飽滿,交際、著述,未見絲毫萎靡,直至目前九十多歲了,仍一如既往!
   
   江天蔚在八○年代初,還住在杭州平海街附近貫巷,居室為木結構老式大院,顯然屬“文革”中遭受降格待遇。居處狹隘,廚房就設在室外寬大走廊裡,臨近天井。我常上他家拜訪。夫人吳鳳儀原是杭州師範第一屆畢業生,那時是抗日期間,學校已遷址碧湖,我也是杭州師範五○年代的畢業生,雖相隔數十年,但屬校友,故分外親切。夫人小江老九歲,為高銀巷小學退休教師,他倆已是耄耋伴侶了。吳鳳儀原為江老的學生,在白髮翁媼的日常生活裡,仍能見出師長的威望與關懷。夫人性格樂觀,隨和。我們常常談及杭州師範故事,如在幾十年中,共同教過我倆的顧西林老師逸事。
   
   江天蔚為民革領導,退休後,進入政治協商會議。“文革”十年後,機構重整,新舊之間未曾銜接,故江老仍兼顧民革工作,有決策之權。他們除創辦“民聯業餘學校”振興教育外,還網羅社會上的文藝書畫家成立了“錢塘書畫社”,每年有一次書畫展,並將優秀作品結集出版,裝幀精美。十幾年來未曾間斷。書畫社社友,有國畫家吳靜初、施祖銓,書法家王漱居、唐詩祝,古琴家徐曉英等。以文會友,時有切磋。
   
   江天蔚能詩,善書法。字宗黃山谷,各地求墨寶者甚眾。他的書法,凡紹興蘭亭、富春江嚴子陵釣魚臺的碑林,及外省諸勝地等,均有其碑刻。江老極喜誦我詩作,毫不掩飾其讚賞之情,尤其對我七○年代所作的古風〈扊扅〉篇很欣賞。江老於百忙之中,還寫有八十萬言巨著《兩漢與匈奴關係史》專著行世,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極有史料價值。江老珍惜時間,安石碎金,時時掇集。一九八三年他曾親自為我製訂了休息時間表,希望我在教課備課的百忙空隙,抓緊時機,勤於筆耕。他主張持之以恆,每日寫作半小時約二百字即足矣,一日二百字,一月即有六千字,一年即有六萬六千字,三、五年以後豈非巨著?他主張鍛煉身體,他自己在八十多歲的高齡,還每日清晨至湖畔斷橋、裡西湖長跑。他說跑到跑不了,就不跑了。他給我的作息表是:清晨六點至七點寫作,七點至八點散步、鍛煉,八點半早飯,然後一日緊張、充沛的工作、學習。許多年來,我雖然未能很嚴謹的執行江老安排的作息時間,但它使我養成清晨寫作的習慣。後來我在《風景名勝》雜誌社任編輯,記者,所有的文字,幾乎都在清晨完成,果然,白天整日的繁瑣工作,就不至於影響清晰的文思了。
   
   江老還幫過我女兒二幼的大忙。一九八九年二幼將出國來紐,她於一九八六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史論系,於浙江美術學院史論系任教職,已有三年。有關規定,大學畢業後工作未到五年不予審批出國。但又有另外規定,若有海外親屬關係,則可放行。我的堂姐夫方正,早於一九四九年赴臺灣,在臺灣居衛戌司令高位。沒有料到原先甚遭中共忌諱,藉以加害的海外關係,這時卻大派用場。方正是臺灣國民黨官員,大陸“民革”機構有臺灣官員名錄,因此要由杭州市民革出具證明,證實方正的存在。二幼有了這層關係方始准予出國。因而二幼在辦理出國手續時,得到江老的幫助,順利解決了問題。為此她到過江老家多次。有一次,適逢夫人腹疼難忍,而江老坐於窗下看書,像賈迎春觀《太上感應篇》似的,若無其事,毫不著急,是由二幼送夫人上醫院的。結果證明是闌尾炎,住院開刀。大約夫人平日往往無病呻呤,江老司空見慣之故吧!
   
   江天蔚從中學教師,以民族之深情,加入到抗日陣線,被關押上饒集中營,嚴受酷刑,他卻是國民黨員。中共建國後,又以國民黨的“革命者”,一直在民主黨派中工作。他是如何被劃為右派的,有否服過苦役,在何地勞動,中共有否對這樣的人物網開一面,均不得而知,也從未聽他說起過。
   
   約在八○年代末,杭州市在舊城改建中,江老一家從貫巷搬到朝暉新村,從市區跨過運河的施家橋即可抵達。江老曲折艱辛的一生,於此安度晚年,我每去看望他倆,夫人必留飯,席間談些養生之道。在江老的談吐中,時時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達練即文章”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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