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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蔭遠 沈奇年——“右派情蹤”(54)

   八○年代初“文革”結束,糾正冤案錯案,右派“改正”,所謂“百廢待興”,各處用人又重視學歷,而文化、人才斷層,正規大學畢業生不敷需求,於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成人大學應運而生,接著誕生了通過電視教學的電視大學。除中央、省、市正式電視大學外,各大工廠、大單位都利用電大教材,聘任輔導教師,為培養職工成立電大分校,連平日作為瓶花毫無獨立政見的各民主黨派,也紛紛效法,開辦成人夜大。夜大學大多租用各大專院校以至中小學的課堂,並聘請各大專院校教師以電大教材講課,學生都是些三十歲左右受文革潮流衝擊而致失學者、在職者。一時遍地芳草,稷門、絳帳,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弦歌不絕,有教無類!民主黨派如九三學社(以科技工作者為主),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以大學教授、社會科學者為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以殘留大陸之尚有利用價值的老國民黨員為主)等。杭州市民革不落人後,力爭上流,亦在一九八○年創辦了民聯夜大學,稱“民聯業餘學校”。
   
   當時我已落實在杭州市機械工業學校任語文教師,並在浙江省藝術學校兼語文課。民聯夜校興建伊始,設有詩詞格律班,並招收了四十多名學生(其中年齡最長的學生是前國民黨師長,經“戰犯”關押釋放後被委任為浙江省對台廣播站站長方耀,時已七十多歲),已聘詩詞家八十多歲的盛配(右派)為教師,未及開學,盛配子女慮其夜間外出不便而請辭,再聘省文史館館員章士嚴為教師,不久又請辭。開學在即,而急待教師。一日,民聯教導主任徐衡親蒞武林路閣樓,說是省文史館向他推薦了我,雖然我當時才四十多歲,且脫離了學界二十多年,但為文史館學者所倚重,無從推辭,勉力赴任。於是從一九八○年開始,我即在民聯夜大學擔任古代文學、古代漢語與詩詞格律等課。一九八二年民聯成立電大分校,我繼續任電大古代文學、古漢語課,直至一九八五年我至雜誌社任編輯為止,前後凡五年。在這五年中,教學相長,使我增進了學問,而且在民聯的同仁中、學生中結識了許多可貴的好友!
   
   學校的員工,除兼課老師外,都是些吃過苦頭但有學歷的老國民黨員,如校長王某(忘其大名,身世不詳),教導主任徐衡等。我與徐接觸較多,他畢業於老復旦大學新聞系,在報界多年,共黨執政後,在囹圄二十多年,“落實”政策後得有機會致力於教育事業,於是廢寢忘食,摩頂放踵,不黔突,不暖席,最後在其陋室中死去,當夜大學生陳一江發現時,在床下已斃數日矣!在火葬場遺體告別會上,雖經整容,我還見他指間猶有泥土,大約是臨終之時尚在掙扎吧!?

   
   員工中任刻鋼板、印刷者沈奇年,在一九五八年支援寧夏的烏托邦大遷徙中,作為高中生他趨赴沙漠邊陲,等到發現這是一場變相的無期徒刑時,他帶頭請願要求返杭,結果以“反革命首腦”判刑,服苦役竟達十九年之久。他手帶鐐銬尚以《辭源》自習,饑餓時吃過糞桶裏的瓜皮。歷經苦難,不改其樂。年已四十有餘,尚無配偶。平日於文物搜藏,抱殘守缺,如醉如癡,比之居陋巷的顏回,節操猶有過之。後與我同在周采泉門下,有師姐弟之情,甫稍安定,他不幸死於車禍。
   
   奇年之死,與我抱同樣沉痛、久久未能去懷者是民聯夜大學的組織者之一戴蔭遠先生。戴先生為江蘇淮陰人,退休中學老師。抗戰時期,避寇浙江,就讀嚴州碧湖師範,五○年代初,曾在杭州師範所開設的小學教師培訓班就讀一年,在校時,我們並不相識,但在一個鍋裏攪過勺,算是忘年同學。所以他見到我時,用蘇北口音稱我為“勞同謝”(“老同學”)。他在早年任教於高銀巷小學時,被打成右派,於是上山下鄉,勞動,發配無復寧日。直至八○年代“落實”後,民聯興辦夜大學,他被難友徐衡相邀出山,已是他退休多年以後了。戴先生高度近視眼,白內障,在鬧市行走,靠邊而 走,隨時都怕撞著人。他辦事一絲不苟,任勞任怨,早到遲退,即使在假期中還運籌不息。他為民聯夜大創辦過音樂班、手風琴班、繪畫班、書法班。並兼任聘請教師的重任。在同仁中他摯愛沈奇年,即使後期奇年離校他就,彼此亦來往頻繁。戴蔭遠間時特購大蹄膀,由夫人烹飪,一半紅燒,一半白燒,為奇年補身、解饞。
   
   戴蔭遠夫人是先生在碧湖師範時同學,他倆相識於日寇侵華的國難之際,共度過避寇的八年艱苦日子。一九五七年戴蔭遠劃為右派,風風雨雨,攜老帶小又是苦難深重的二十年。這是一對名符其實的患難夫妻!夫人身材矮小,從事會計工作,退休之後仍在“民革”某技術處任職。無論嚴寒酷暑,午休時間都要乘公車趕回家為丈夫備飯。非常湊巧的是,自一九八六年以後,他倆成為我雜誌社所在地的近鄰,從此我也享受到了夫人的許多好處。原杭州古城在民國十六年前,市內尚有浣紗河、中河、東河、新開河、小河等等七河,左繚右繞,是處有宿舟、河房、拱橋、小巷,是一個“東方威尼斯”,近人戴望舒的新詩〈雨巷〉,即是杭州深巷的優美寫照。我在一九八五年以後任職的《風景名勝》雜誌社,即座落在馬市街小營巷醬園弄十二號,大門開處正對著醬園弄垂直成丁字形的銀槍巷,東河萬安橋下。這些小巷窄窄長長的,非常安靜,還保持有昔日風貌。戴蔭遠一家於一九八六年初搬遷到銀槍巷一號,與雜誌社“一巷帶緣”,步行毋需二分鐘。夏日午休時間較長,夫人回家做飯,邀我同食,我在他家午餐午休,為期不短。夫人和悅以待。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大雨傾盆,我所居武林路閣樓,因樓梯屋頂漏水,似花果山水簾洞。下午四時左右,我自外回家,見門上有戴蔭遠留言,謂:聞奇年車禍,住杭州紅十字醫院,約我同往看視。待我急奔醫院,得知奇年已於中午在寶善橋遭車禍當場斃命,醫生搶救無效。嗚呼奇年,平生受盡折磨,此乃最後一擊!次日,我在醬園弄遇戴蔭遠,他雙手緊握我手,以足頓地,老淚縱橫,放聲大哭!方得知奇年是在他家吃過夫人所備中餐後,因天雨驟寒,回寶善橋寓處添衣途中遇難的。戴先生說:“若知道他是去送死,我必扯住不放!”
   
   幾年以後,每次相聚,總要談到奇年,談他孜孜為學的精神,談他對文物的沉醉,談他對朋友的一片赤子之心……。每次,戴先生必黯然喟歎。奇年一生,戴先生夫婦因為共同的患難經歷,成為知已。尤其,對他死前一天,他臨時工作的地名志辦公室收到上級對他廿年冤獄“平反”的通知書,領導準備在他回辦公室時告訴他,讓他高興一番,不想是日因雨他回自己的寓所住宿,他竟不及知了。戴先生感歎不置!原來杭州市政協內定,待他落實政策(指“平反”)後,委任他以正式工作,命其撰寫《南山公墓墓誌》(因早先入葬者甚多名人),他自己亦已著手搜集,考證這方面的材料。不料自己卻成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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