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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老夏—記《右派情蹤》封面圖片攝影人物夏禹卿(图)


   
追憶老夏—記《右派情蹤》封面圖片攝影人物夏禹卿(图)

    一九五七年八月夏禹卿與周素子攝於北京碧雲寺塔座石卷門洞前
   
    一九五七年月暑假,反右派鬥爭前夕,我到達北京探望陳朗先生,結識了夏禹卿先生,他是陳朗於一九五六年調到中國劇協工作前,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工作時的同事,他們共事過五年,有很好的友誼。夏禹卿當時四十多歲了,比陳朗年長十多歲,算是長輩,忘年交,可是對他的稱呼卻十分隨便,沒有任何尊稱,周圍的人都稱他「老夏」。我是個學生,出於禮貌對長輩稱「先生」,可是老夏不習慣,他說,也稱老夏吧!從此我稱他老夏,反而感到很親切。

   
    初次見到老夏,在中蘇友協總會圖片部的攝影工作室,當時還有另一位工作人員吳某在場,他們都早已見過我的照片,此時卻非常驚訝我的皮膚怎麼這麼黑。他們還都戲稱呼我為「院長」,原來陳朗和朋友們相約,大家準備合夥買一所北京老四合院居住,我是當然的被「聘」為「院長」了。見面的氣氛很隨和活潑,就像老友相聚。
   
    我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陳朗此時工作的戲劇家協會正在進行緊張的反右派鬥爭,無暇陪我遊玩。老夏常常陪我遊覽北京名勝,因為他是攝影專家,那個時候,不是人人有相機的,在這一個多月中,也是我平生拍照最多的時候。老夏拍照隨意取景,也不用擺什麼姿勢。他常說,一百張照相中,有一張上乘的,就很值得了。
   
    老夏是浙江鄞縣人,但從祖輩開始即在上海經商,撐下一個大家業,似經營綢緞業,在上海屬中等的資產階級。但老夏從不提起上海老家的人。老夏沒有什麼學歷,自學,喜文學,且從小喜愛攝影,家裏擁有自己的暗房。早婚,妻子是時髦女郎,出入社交場所,育有二女。老夏在青年時期即患肺病,妻子終於離他而去,老夏終身未再婚。他修心養性,開始學佛,平生崇敬弘一法師,喜讀納蘭詞,在學問上推崇王國維,擁有古版線裝《王國維全集》。此集當年僅印行二百部,彌足珍貴,後來他贈送給了陳朗。陳朗則轉贈線裝古版的《納蘭詞》上、下二冊。這五函計有四十八冊的王國維線裝書伴隨我們在大西北若干年,歷經四次抄家都僥倖歸還。二十三年後我們生還北京,又伴我們在國內轉徙了幾個城市,又隨我們渡海來紐西蘭,這部書劫後尚存,是我們苦難經歷的見證,也是我們和老夏友誼的紀念品。
   
    陳朗說起,一九五○年之前,老夏「蟄居」上海,過著「居士」生活,本無「求職」之想,他的到中蘇友協總會工作,是由於偶然的機會。上世紀三○、四○年代之間,上海文化界有一批攝影愛好者(其中多知名的攝影專家),他們組織有「同人性質」的「攝影」協會,老夏亦為成員,是民間的。有沈剡者,原為戲劇、電影圈中人,平日因喜攝影,也曾加入。中共「建國」後不久,即在北京成立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全國各省和大的市均設有分會),沈剡在中蘇友協總會擔任「文化服務部」主任一職(總會下屬諸部,如組織、人事、宣傳、文化服務、聯絡等,為寵然的「大機構」)。文化服務部下屬的「圖片科」包涵著「編譯室」、「攝影室」、「暗房」、「機器房」、「木工房」等等,頗具「企業」色彩。於是,沈剡舊日上海的「攝影同人」專家如吳寅伯、楊子頤,也包括老夏等,就被招攬而至。在一九五二年中共的首次運動—「三.五反運動」中,友協總會的攝影師們,包括沈剡,首次嘗到了「運動」的滋味,都上過「鬥爭會」,沈剡和吳寅伯還作為「老虎」被「打」。三反的一反為「反貪污浪費」,攝影室與暗房乃首當其衝。充其量則只是些「公私不分」而已。而公私不分,則不過公的器材與私的器材有時有些「不分」—公家器材如相機等皆為蘇聯產品,而專家們自己私有的則皆為德國貨,要優勝多多,而專家們即為「公家」拍攝,仍高興用自己的「裝備」;而自己「私家」所拍攝則又難免在「公家」的暗房沖印。這就難免不發生器材上的「公私不分」了。就這樣糊塗地當上「老虎」。運動結束後,沈剡調走,到了解放軍總政治部所屬的「八一製片廠」當導演:吳寅伯、楊子頤也先後調走,吳則到了《人民畫報》社,得其所哉(畫報社早想「挖」他走的)。老夏只受到點「衝擊」,留下了,平日拍攝任務以外,主要是「掌管」暗房,帶領幾個「學徒」。
   
    老夏工作負責認真,工作期間也見忙碌,但工餘也頗見悠閒。他對故都的建築,情有獨鍾,是他攝影「鏡頭」的最多取向。故宮、天壇和長城他最所樂往。一個胡同口,一所四合院門前,也為他常所駐足。尤對天壇諸建築,百攝「不厭」。晴或雨,花晨或月夕,天壇與故宮,均少不了他的足蹟。陳朗有時作他的伴侶。冬日的星期日,老夏與陳朗,還人小夏(老夏的二女兒慧芬,也在中蘇友協總會工作,為圖片資料員),一般都到故宮太和門的茶座向陽,消磨大半日,有時招同也是友協同事、好友如翁恆生和張克明(圖片科科長,老夏的上級,後小夏嫁他,成為老夏的女婿)同往。直至太陽西墜。那時故宮的遊人不像如今「人潮」,太和門的茶客也稀稀拉拉,頗為幽靜。此時老夏「鏡頭」也不見「閒」,一面影壁,一個鴟尾,他都對準,按了又按。由於對古蹟的沉緬,我那年暑間在京的短短的一個月中,他樂於代替陳朗陪我出遊,也可以說是我「從其所好」。當然,陳朗也有多次參與同遊。有一次,老夏與我、陳朗、翁恆生一起遊西山,在臥佛寺周圍的山溝裏尋找曹雪芹「故居」。這些皆留下不少的攝影。遺憾的是老夏那時自己與我們「留影」甚少,至今只保留有兩張,一張是他和我在西山碧雲寺塔座石門之前,一張是他和我在天壇祈年殿門前,皆是由陳朗攝的。可作為「丁丑」中「榜」那年我們的友誼紀念。
   
    那年暑假,我回校不久,即打成右派,發配到林場去做苦力。老夏從此同情我,真心的痛惜我,後來的數年遭遇,不管我在哪裏勞動,我養過豬,養過鴨,養過蠶,參與大煉鋼鐵,在香料廠製作香精……老夏從不間斷地和我通訊。五○年代中共的管制還不像後來「文革」時期那麼嚴酷,還能正常通訊。老夏的來信是我精神的支柱,我們無話不談,談得淋漓盡致。這些信件後來都在各次運動及頻繁的轉徙中遺失了,銷毀了。如果保留下來將是一部「心史」。我或在林場的櫛風沐浴中,或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在大自然和階級鬥爭的雙重摧殘中,老夏的信是我最大的鼓勵和安慰。那段時間,陳朗也輾轉在河北安國、京郊西山、長城外的桑乾河畔服勞役,我們都居無定所,老夏在北京的住處,是我們聯絡的中心,我們靠老夏轉達彼此的情況。
   
    我那時太年輕不懂事,承受不了無情的批鬥和強體力勞動,我悲傷絕望,我將這種心態發洩在給老夏的信中。陳朗後來告知我,有一次陳朗從塞外返京,和老夏一起共度一個夜晚,二人的談話內容和焦慮就是因我悲觀絕望的心理狀態,他說在老夏非常憂慮我會因此出事!
    一九五九年初,我曾到河北安國看望在勞動中的陳朗,然後轉道北京看望老夏。這是從一九五七年暑假後的再見。一九六○年初,管制稍為鬆弛,我才離校到北京居住。陳朗卻被轉遣往塞外勞動,我在京舉目無親,只有老夏時來探望。一九六○年十月,陳朗才被正式發配往甘肅蘭州,並讓合家(我和不及周歲的女兒)同赴。我們整頓行裝,告別北京。其前九月間,和老夏一起登臨了居庸關八達嶺。那時的長城遊人稀少,在萬里風煙中,只有我們幾個遊人,老夏為我們拍攝了許多照片。其中一張,所拍攝乃是陳朗雙手捧舉女兒大幼「欲與長城試比高」!是日,老夏還以連續幾個「鏡頭」拍攝的「長城全景」,以銜接照片相贈。十月十六日我們登上了開往西北蘭州的火車,告別了北京。在火車站和老夏作了最後的分別,從此,我沒有再見到老夏。老夏死於文化革命的迫害中。
   
    初到蘭州舉目無親,我和老夏又開始心史式的通訊,從一九六○年直到一九六六年的文革開始。蘭州寒冷甚於北京,我懷念北京的火爐,用不慣蘭州的鐵皮爐子,老夏竟由火車托運了一隻北京爐到蘭州,慰我的思念。這隻爐子,後來陳朗運回北京,又從北京運到杭州。即使文革開始,我還向他報告眼前的「文攻武衛」,抄家種種。我和陳朗是階級敵人,私人財物沒有保障,我們常盤算如何將珍重書籍運往北京,藏匿在老夏處應該是最保險的了。意想不到的是,一天北京方面來了二位外調人員,是老夏工作單位(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中蘇友協機構早已被合併到「對外文化協」)的造反派,其中一名女性,四十多歲,神情嚴肅。此時陳朗正關押在原單位,與家庭隔離,外調人員正查問過陳朗後,再來家屬宿舍找我盤問。他們告知我,老夏是國民黨舊官僚,隱瞞歷史混入革命隊伍,目前在押。要我們站出來揭發他的反動言行,將功贖罪。至於我給老夏的多年信件都被他們抄走了,正在其中尋找罪證,再來整人!我實在揭不出老夏有什麼反黨言行和罪證。但來人宣示,老夏有欺騙我的罪證,說老夏早年曾寄我一張風景照,內有蘆葦,河水,月亮,並非實景,是他組合為迎合我的趣味的,這就是「欺騙」女學生云云。還問為什麼寫那麼多信,為何封封信都稱呼「親愛的老夏」。我們只是擔心信中找出什麼「反動」語言,又要來批鬥定罪了。可是後來竟未再找麻煩,可見我們的信與政治實在太不沾邊了。
   
    此前,即文革初出現鬆動情況,陳朗一度被釋放回家,同院住的劇團美工郭祝三認識鐵路上的職工,讓他們免費上一趟北京,陳朗隨郭祝三至北京,主要是為了探聽老夏的情況。陳朗在北京找到了「戴罪」的老夏。據老夏告知,他自己一生清白,所以未作任何防備。但他在上海的老家,屬資產階級,遭受到抄家,家裏的老東西太多太雜了,也覺得沒有任何需要防備的。不料造反派在陳年的老照片中,竟搜出一張老夏年輕時旅遊西安時在某照相館喬裝攝的照片,老夏穿戴全副國民黨軍官服飾,塵封的老照,服裝是照相館為招徠生意供顧客化裝用的,但此刻不容分說,不及調查,上海的造反派立即北上,彙同北京方面查抄了老夏的宿舍。老夏居京也有七、八年歷史,也有大量信札大量照相,因此,新老罪證確鑿,老夏被定為隱瞞歷史混入革命隊伍者,與友朋信中又散發對黨不滿情緒(老夏即以「反革命」獲罪)。這是陳朗自北京帶回的老夏訊息。因此,受老夏抄家信件內容獲罪者有一批人。當時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已銷毀信件,唯老夏自以為太清白無故了,所以對信件未作處理。受到牽連者有我們的熟人時在山西師院任教的翁恆生,在瀋陽文聯工作的胡忌,這些人後來加上自己的「罪行」,都遭到批鬥下鄉,都屬現行反革命性質。老夏後發配河南某農村勞動,一別二十年彼此沒有音信,彼此都在煎熬,彼此都居無定所,誠惶誠恐,厄運隨時降臨,且瞬息萬變的。想不到陳朗和老夏的北京匆匆一面(時為丁未年),也是我們的永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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