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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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頭軼事四則


   偶遇貴人
   
   一日,大雨滂沱,天黑下來像是晚上,沒有人來購物,也沒有人來閒坐,小店裡就只我一個人。這時卻進來一個女客人,她是來避雨的,還想在小店買把傘。這是一個中年婦女,長相體面端正,她是從蔣村坐船而來要回杭城。從碼頭走到小店短短的一段路,她已是渾身濕透了。我趕緊拿毛巾給她擦臉。這一場大雨,瓢潑一樣,還一下幾個鐘頭,把客人留在了店裡。我們單獨相對,談了許多話,等到雨停分手時,彼此的情況也都大概瞭解了。
   

   女客人是杭州市西湖區(郊區)商業局的領導之一,名叫尹靜波,山東人,當年的南下青年,這批人後來都在各機關單位成了領導,擔任要職。西湖區商業局管轄著郊區各公社的供銷社,包括銷售、人事。河頭這間小店屬留下供銷社,留下供銷社即棣屬西湖區商業局。區裡領導若下鄉,也到公社所在地,到不了我們這個僻鄉,我在河頭兩年,也只碰到這一回。而且這些忙人,在平時也絕不可能與一個小店職工在無人打擾的情況下交談幾個鐘頭。我們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她在這個環境中看到我,也甚感意外。她同情我,想援手相幫,後來她真的幫了我。
   
   至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落實」右派政策,勞工階層的留下供銷社內,就我一個右派。我的「黑腳印」檔案袋,正在尹靜波手裡,那時有政策規定須整理檔案,銷毀不實之詞。於是我的檔案被整理得整齊規範。此外,她還將我推薦給她的丈夫——正在創辦杭州市機械工業學校的校長孫檢先生。她幽默地說:孫檢辦學,到處尋覓「才子佳人」,她就向他推薦了一位「佳人」。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向孫檢描述我的,孫檢校長竟親臨閣樓,親口邀我到該校擔任全校的語文教學。我原先不是學中文的,而且已經荒疏了二十多年。孫校長如此信任我,我放棄了其他的機會,即決定到市機械工業學校任語文教師。當時由同是右派的曹湘渠先生,他在落實政策後,任浙江省政協秘書長,他正將我推薦給他的老友杭州師範學院院長同是右派落實後升級的王懷仁。師院中文系也曾派人來聯絡過,正在洽談中,但曹湘渠先生認為,孫校長更有誠意,權衡之下,還是去孫檢麾下更好。我對孫檢很感激,寫了一首詩送給他,用了郭槐市骨、吳市吹簫的典故。後來我與他倆夫婦都成了好朋友,在杭州市機械工業學校一呆六年,直到《風景名勝》雜誌社成立,被社長陳文錦看中調去雜誌社任編輯為止。
   
   孫檢為人大度,愛才,好脾氣。他也是當年的南下青年學生,山東人,歡喜書法,寫得一手好字,尤其喜愛陸游字。在我離開機械學校數年後,孫撿即死於癌症,我正在為名勝事業南北奔馳,竟未能去看望尹靜波。現在計算尹靜波的年齡,當在八十左右了,未知健康否,現謹以此紀念他倆。
   記者到訪
   
   那時的河頭村店,訂有一份《杭州日報》,是全村唯一的一份報紙,村民到小店串門有的就是來看報,來打聽新聞的。那份《杭州日報》,八開本,每日只一張紙,小小的篇幅,小小的密密的字體。每週六還有半版文藝副刊,發表有散文、詩歌、醫藥、旅遊風光等等,文章都是些幾百字的短文。時當秋日,一位作者在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散文,文章像是從舊報紙上抄來的,寫的是西溪的蘆花開放了,像「一隻隻白頭翁垂著頭在風中搖曳」,作者讓讀者不可錯過這觀賞蘆花的機會。「邁開腳步」到西溪邊「走訪觀賞……」。此文一經刊載,作為座落在西溪碼頭邊的小店就熱鬧起來,幾乎每天都有憶舊的人自杭城來,尋訪蘆花 。 有單身的,有結伴的,還都是中老年人,聽他們父輩說起過「秋雪」蘆花的人們。他們穿戴整齊、乾糧、洋傘,逸興遄飛,但是俯仰之間,觀賞蘆花已成陳跡,早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何況中共執政以後,因為不懂歷史,將西溪、留下一帶劃為城建中的工廠區,西溪沿岸已建了多座大工廠。即使是修建於清末民初的西溪交蘆庵、秋雪庵觀賞蘆花的舊址,也淪為社辦工廠廠址。滄海桑田,桑田而工廠了。我感嘆杭報的記者,為何不實地調查一下,就這麼草率的刊載誤導文章,如此不負責任哩!我不忍心人們的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我以知情者身份,給杭報副刊編輯部寫了一封信,指出那篇文章的誤導,且介紹了西溪的近況,並要求派記者來實地調查蘆花情況,希望再登報糾正,不要再讓市民們空勞跋涉了。
   
   信發出後不久,一個晴朗的日子,一位杭報記者果然來到小店,是一位年輕人,他因為走不慣鄉間的泥路,在經過花塢果園的泥路時,崴了腳踝。進店時跛著腳。在他進店前,早有村童來向我報告,說有人尋找小店且崴了腳。我先為他治腳傷,找了藥膏貼上。他瞭解到正是我寫的信件,於是我們談了西溪歷史,我因為這幾年住在西溪邊,讀過一些有關西溪的篇章,對西溪有所瞭解,西溪過往的繁華,上一代人修造的賞花建築以及後世毀圯情況等等。臨別,記者問我一個話外題,他說看外貌、觀言談,我怎麼可能是偏僻小店的打工者?但是我確實是小店的工人。我請了一位農民,用自行車推他到公路上等候公車,那時的記者出行還沒有專車。我送他到店後的小路轉彎處,彼此舉手勞勞而別。
   
   後來杭報登載了記者瞭解的西溪近況,糾正了誤導,才漸漸的不再有人來尋訪秋雪了。編輯部給我來了一封信,表示感激,信上還說覺得我的文字功夫不錯,約我寫稿。後來我確實寫過,有一篇名為《南湖菱》的散文,還有幸被杭大中文系學生選為朗誦文呢。
   
   由西溪引出的這段佳話,此後還有持續的緣份。這位小記者原來是我老同學張冰如女兒的大學同窗,一次小記者在冰如家談到在河頭見到我的情況,冰如告知他,我是她的老同學,打成右派了,在鄉間務農改造。原來如此。後來我也常在冰如家聽到輾轉傳來的小記者的情況。小記者離開了杭報,上了北京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與同學徐松子結了婚,夫妻搭擋事業有成,創作有《夜店》等電影。後來我在電影《芙蓉鎮》中見過徐松子的精彩表演。
   徐松子原名徐長松,是長春話劇院的話劇演員,一九七九年建國三十週年全國戲劇會演時,曾隨團上北京演出話劇《救救她》,此劇後來全國風靡,各劇團紛紛演出,但長春話劇院是「原創」,其中「李小霞」這個角色,也是徐長松最早演。當時正開始「落實」右派政策,陳朗從甘肅被調回北京編《會刊》。《會刊》上曾發表過一些對此劇的劇評。陳朗與她有過接觸。後來,八十年代期間,三幼在北京上大學,與徐松子有交往,不免談及七九年的晉京匯演。那一年也正是三幼第一次見到十三年未見的剛從勞改農場歸來的父親,那時從各地“落實政策”返回北京編《會刊》的人員,都住在“六國飯店”。三幼也在那時觀看過由徐松子主演的《救救她》一劇,也曾經讀過《會刊》關於此劇的劇評。徐松子因此希望三幼能找出以前的《會刊》贈她作紀念,三幼果然找出,送給了她。
   
   至於杭報的副刊主編項冰如(也稱冰如,但是男性),我在返城後,在好友樓奕林的介紹下結識了他,說起當年給我信件約我寫稿的人正是他本人。「三步之內必有芳草」,人生的天地,原來就這麼窄小,緣份就這麽巧合!
   吵架犯上
   在河頭這麼寧靜平安的地方,我吵過兩次架,都驚天動地的,不但驚動了本村村民,也驚動了隔岸蔣村的村民。
   
   第一次和一位自稱「區上」來的小職員吵架,因為他威脅我,我不服,他是「強龍」,我是「地頭蛇」,他耗不過我,敗北了。事後倒沒有因此受到報復。
   
   第二次卻和真正的「地頭蛇」吵架,他是本村的治保幹部,我的剋星,但是為了一點小事吵了起來,事雖小,我卻不想遷就,我不能因為討好他而做自己不願做的事。
   
   治保幹部平時很少到店裡,若來買煙,阿美、阿蓮都極討好他,我和他不說話。若是打酒,都是他十歲左右的小兒子來,阿美、阿蓮看在金面,也特別優待。
   
   村店賣的紹興土酒,都是數十斤裝的粗陶罈裝酒,論斤零拷,不像小瓶裝酒至清至純的,陶罈裝酒打到罈腳,酒有沉澱顯得渾濁。最後的濁酒是不能賣的,需倒出以作烹飪料酒處理,只有賈長沙才給他吃渾酒。
   
   一日我一人在店,治保幹部的小兒子來打酒了,酒略近罈腳,有一分渾色,這在別的村民會毫無意見,但是治保幹部是寵壞了的,他兒子打酒回家不到數分鐘,他即親自提了剛打的瓶酒,來小店大興問罪之師。我如果願意新開一罈酒,與他換上,自然無事,但是我不願意。我說別人可以吃,你也可以吃。治保幹部惱羞成怒,申言要在年終大會上鬥爭我,責問我「為什麼你會到河頭來」?這時村民來圍觀,我正有一股怨氣想訴說,訴與廣大村民聽一聽、評一評。我揭露他平日沾小店便宜,和作威作福,不得人心的事。我說一件,他暴跳一次,也謾罵反擊。後來他想離開店間,都走上小街了,我還在高聲揭出他的劣跡醜事(平日在店間聽來的),我大聲說一句,就用算盤向櫃臺上拍一下,像官吏的驚堂木一樣,每次他走遠了,我就召他回來。治保幹部是個高個子,光頭,我激怒他,調侃他,他幾次跳起來想打我。但在鄉間,村民對櫃檯內的「賬房重地」非常忌諱,任何人絕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在櫃臺內竟安然無恙。只可惜那天我把算盤摔拍散架了。
   
   我想過,批鬥會與平日的表現無關,你即使唯唯喏喏了,該批還得批。那天我得到了村民的稱讚,都說老周為他們出了一口氣,但是他們也都在為我捏一把汗。事後我還警告阿美、阿蓮,絕不能再給治保幹部好處了,我知道了跟她們沒有完!
   
   今天想來一個本該純樸的農民,因為付與了權力,他忘了本性,這是可憐的人。我挖苦諷刺他,又有何益!我應該修行、修煉佛的慈悲。
   船戶尋舊 附沈會計
   我到河頭小店打工前,在留下水果店、小雜貨店工作了六年,期間結了許多貧賤之交,其中有來自江蘇泰興,以掏摸泥沙為生的幾家船戶。這是一群非常特殊的自由民,常住在溪中船上,泛家浮宅,居無定所,不受任何地方管轄。他們一無所有,他們的孩子連衣服也沒有,冬天也赤身露體,但是真的不冷,孩子的手腳暖暖的,真正的「赤貧」。他們日日在溪澗撈摸泥沙,即使在冬天也下水工作,裝滿前艙後,沿溪沿河運載四方,將泥沙賣給需要建房做三合土的人家,大多是農家。以此收益贍養一家。船戶既不受地方管制,也不遵計劃生育,往往一船有四、五個孩子。他們也沒有糧票等所有賴以生存的票證。那時物質匱乏,除糧、油、副食等憑票供應外,連肥皂、煤油、豆腐、糖果,甚至火柴、手紙等等日用品也需憑票供應,每個季度,每戶城鎮居民按人口頒發一疊票證。此類票證又被變相的淪入販賣交易。這些泰興船戶,所有吃用一應生活所需都要比常人付出數倍的代價,他們得先買票證(如糧票比國家供應糧食貴上三、四倍),然後購物。我的小百雜店有憑票供應的肥皂、煤油、火柴等日用品,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我對他們免收票證,雖然影響到我們的進貨,但是我們可作內部調整,由此與這幫船戶有了患難之交。他們在各處賣出泥沙後,會返回留下西溪源頭等處暫住,到鎮上購買生活所需,他們總要到我的店裡來。這幫衣衫襤褸拖兒帶女的江北船戶,在留下鎮上真是一道風景線。每逢他們的船駛入留下鎮,幾乎全鎮的孩子都奔向橋頭,看著他們的船鑽入橋洞這邊,馬上奔向橋的那邊,又看著他們的船從橋洞的另一邊駛出。船戶中只有女人與小孩上街,他們的身後也照樣跟著一大群鎮上的孩子,三幼也在其中。男子們則從不到街上,他們蹲在船頭抽旱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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