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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湘渠 王紹舜----“右派情踪”(47)

   
   約在一九七四年與曹湘渠先生相識,我剛入住杭州武林村閣樓不久,他是我閣樓緊鄰、鄉前輩、初中時老師王紹舜的常客。
   
   這類帶閣樓的房子,是杭州市三○年代很富時代特色的民居建築,由成排成片風格一致的一些房子組成“里”、“弄”;若干“里弄”合稱“村”,如“未央村”、“慧宜村”。最初整個“村”或即屬一個主人。當時我所住稱“武林村二弄六號”,一個單元一個號,前後大門框,都是以條石砌成,俗稱“牆門”(即在上海稱為“石庫門”者)。磚牆、瓦頂、木結構,一般都是二層樓,其上帶有存放什物的閣樓。前有大天井,栽花種樹,經前廳可上樓梯。但習慣都走後門,進門即廚房,邊旁有供廚房應用裝有水龍頭的後天井。後廳暗間為樓梯所在,盤旋先經亭子間(廚房頂部),然後二樓(主間),再上去便為閣樓存雜物處。閣樓有窗取光,開於屋頂坡面,稱“老虎窗”。閣樓內大部分空間,人不能直立,匐匍而行,而且冬寒冷、夏酷熱。原先一個牆門只一戶人家,隨著人口增多,城市“賤民”也劇增,此類閣樓方充為住室,若[email protected],還算是大幸的!
   

   一九七四年前後,我尚在杭郊謀生,為了孩子入學,經過一些周折,幸而入住閣樓。我所住的“武林村二弄六號”,一個“牆門”裏,竟住有七戶人家,計二十三人。蘇聯畫家庫克雷尼克賽畫有“獵人的手套”一幅,手套大指內還住一隻兔子,還開有“老虎窗”哩!我和三個孩子在這個閣樓裡,整整住了十五年,她們在這裡“匐匍”了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光以用水而言,老水管年久失修,一線如絲,七戶共用,我們要在後半夜二時方能接水,接一小桶水要費十分鐘時間,再提上閣樓。前天井有一棵梓樹,枝葉豐茂,展放至老虎窗外,夜來聽雨,頗饒風趣。不少名家先後作過我閣樓的客人,如當代書法家沙孟海;戲劇理論家胡忌、洛地、徐步奎;畫家金冶、吳山明;來自北京的崑曲家周銓庵和杭州的曲友;更有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張充和(也為曲家)。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詩人王翼奇君,他還為一次閣樓雅集利用亭子間頂部大陽臺(居然有琴、詩、畫、曲雅集)寫過古風長篇以歌詠之,是日到會嘉賓竟有三十餘人,真正為“螺螄殼裡做道場”。這些雅聚,大多在右派“改正”前後數年間。
   
   閣樓分左右兩間,東邊一間住王紹舜先生。我所住西邊一間,通樓梯,又隔去一個通向東邊一間的過道,成拐角形,能置一床、一桌。我和王紹舜先生都屬階級敵人範疇,除街道辦事處、居委會有時來人尋事外,來者都是朋友。我每周從杭郊回閣樓一次,三個女兒皆幼小,忍受著蒸暑嚴寒與人為的歧視,飽暖無常。在那無風三尺浪的年月裡,每當我走上閣樓,臨近房門時,王紹舜先生聽見了,會用微弱的聲音道:“你上了閣樓,就安全了!”
   
   王紹舜,又名文清,浙江溫嶺人,早年畢業於杭州國立藝專(與陳朗為同鄉並同學),後任教故里。五○年代他因為寫有《晴雯之死》、《柜臺》等劇本,由省文化局調他到杭州省城專事修改,因劇本演出成功,曾風光過一段時間,但接著一九五七年反右,他雖沒被打成右派,但在一九五八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清出了文化局。從此病臥閣樓,沒有生活來源,由他的親妹在家鄉以當褓姆收入接濟他每月若干元生活費,他自己則在街道再做些糊火柴盒、紙袋等活,每月可收入四、五元人民幣,以貼補生活,勉強掙扎於社會最底層。
   
   早先我曾在溫嶺簡師讀過書,他還是我的音樂老師,那時他即患肺病,消瘦、蒼白,曾讓我在《黃河大合唱》中擔任朗誦角色:“朋友,你記得黃河嗎?你到過黃河嗎?”真是天涯何處不相逢,廿多年後,我和紹舜先生竟然落魄同住一個閣樓上,聲息相聞,患難與共。先生時時咳血,凡不得已須下樓,則喘息、停頓再三﹔遇病危,我奉侍之﹔數次病危就醫,均由我背負下樓。一九八二年先生垂危歸里前夕,對我說:十年相依,素子待我如此,死而無恨矣。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誰能得知閣樓之上,竟有人潦倒如此!紹舜先生精於七弦琴,與琴棋相依,終身未有室家。每當夜深,焚爐撫弦(古琴為室內樂,聲不達於戶外)。他於琴曲有獨到見解,曾將胡笳十八拍辭,以十年之功,配入古琴胡笳十八拍曲。一日,雪滿杭城,夜闌人靜,我曾依辭為之試唱,正是“幾遍胡笳聲欲裂,人間始信有真情”。先生雖落魄,卻時有高人來訪。“文革”前,北京古琴家查阜西曾與之魚雁往返。在杭城,有曾與魯迅為朋友,其時亦衰病的許欽文,和當年《語絲》編輯,其時亦以糊紙袋為生的葦叢蕪等常相往來。但對他幫助最大,時時接濟他的則是曹湘渠先生。
   
   曹湘渠時來閣樓。他是老右派,自然的他同情我這個小右派,我與他亦成了忘年之交。
   
   曹湘渠,浙江黃巖人,幼年喪父,由寡母以針黹收入撫養成人,少年時期即被送往臨海海門某商號為學徒,少年老成,克勤克儉,帳房先生憐其幼年失學,教以習字、珠算。數年後,抗日烽火升起,曹湘渠所事東家有二位在學小姐,思想激烈,投筆從戎,並鼓動家中學徒曹湘渠參與抗戰,於是同赴桂林。二位小姐不堪戰地艱苦,半途而廢,而曹湘渠則始終如一,在前線結識了邵荃麟,並得其栽培,加上自身的勤勉,終於成為一名稱職的戰地記者。不料故鄉老母思兒心切,謊稱病危。曹湘渠既返故里,奉母命與幼年訂婚的福英女士結婚,遂任教於台州各中學。他以思想進步,博學多聞著稱,溫台一帶青年學子奉為偶像。
   
   王紹舜當時正屬青年,曾步行數十華里往謁曹先生。二年之後,福英病死,曹先生有〈哭福英〉長詩載於報章,一時讀者爭相傳抄,洛陽紙貴。接著先生受聘於《東南日報》副刊主編,因避寇,報社遷社址於浙東南龍泉山區,當時多所大專院校亦均避寇在此一帶,先生遂為青年所敬仰,在當地形成新文藝新思潮中心。曹湘渠此時與小學教師林女士結婚,夫婦雙雙加入了地下共產黨,故五○年代共產黨執政後,曹氏因其出身並經歷,得以重用,擢升為浙江省工會主席。反右運動開始,即受數十年交往的邵荃麟右派案牽連,遂被劃為右派,於是上山下鄉,降級降薪。“文革”中林夫人又受黨內審查,因她曾與組織失去過聯繫,有一段說不清的歷史,大受折磨。曹氏長子因家庭變故,雖成績優秀亦不能入大學,當他參加寶石山修建防空洞之役,因山體塌方被壓而死。
   
   雖然曹湘渠一家有諸多不幸,但他仍然熱誠待人,到右派“改正”時,曹湘渠已年過六十,被任命為省政協秘書長,屬下有省文史館,他即以王紹舜的古琴成就,聘之為文史館員,既有固定工薪,復有醫療保障,使王紹舜脫離苦難,免於凍餒之慮,可全心致力於古琴的探討。只是可惜,紹舜先生次年即病死故里。但此前中央廣播電臺曾派人來杭錄製了他的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演奏,作為保留節目,曹湘渠使王紹舜成為死後的方干。
   
   湘渠先生在我落實政策時,亦曾得其諄諄教導,關懷備至,使我得以不失時機,盡快走上工作崗位。當省文史館徴集史料時,他讓我撰寫黃賓虹、陳伯衡、錢士菁等學者的材料,藉見其對後進的鼓勵。他的辦事精神是深思熟慮,但謹小慎微﹔他的為人作風是救厄扶危,真誠相助。我來紐西蘭前數年,曹氏夫婦均已退休在家,我時往探訪。林夫人和藹親切,善良溫厚。湘渠先生贊她:在丈夫當官時她毫無驕色﹔在丈夫落難時,她亦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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