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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欠历史一个交代——“五· 一六”、姚登山及其他

    继毛的神话破灭之后,曾经被中共塑造成“完人”的周恩来也在近年备受质疑。负面评价多指他“逢君之恶”,无疑言之有据。但其实,周本人的错失也不少,如文革时期清查“五。一六”即是。
   
   所谓“五。一六”,源自1967年“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贴出传单,内容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五月份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上书反映,谓外交部和社会上有一股反周的空气,毛批示指之为极左。并在批改姚文元文章中加写“五一六”是反动组织。68年中央成立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上述红卫兵团随着其头头被捕而瓦解。
   
   但1969年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运动,在全国大抓“五一六”,外交部被作为重点。他特别指示外交部要以抓“五一六”为运动中心,陈伯达流露抓“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倾向,他即批评称运动才开始怎能讲扩大化,这会给群众泼冷水。(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498页)

   
   在他起草的《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特别提出抓“五一六”主要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组织、查表格。所以,他和外交部领导谈话时说,“姚登山参加‘五一六’,难道还要填表吗?”(同上)
   
   这姚登山原是驻印尼使馆代办,曾在雅加达使馆奋勇保护中共国旗,备受吹捧,回到北京时,除毛、林之外的高层领导人均在周和江青率领下前往机场迎接,后在一次会议上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一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此皆出于周之垂青。不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将其捧上天(安门)的周,没多久就把他打翻在地。在外交部召开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姚成了头号“五一六”分子,罪名是反对周,要夺陈毅的权。批斗完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押送至秦城监狱关了九年。(同上,468页)
   
   所谓姚夺陈毅的权纯属子虚乌有。其实他一直迷信毛和尊重周,在外交部当造反派头头时仍照样听周的话。不过他坚持只参加运动决不染指行政,故周先让其参加部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去。但至今官修史书还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连《周恩来年谱》都有类似说法。
   
   70年3月,周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经毛批阅“照办”后颁布。文件一方面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又说反革命组织很多,强调斗争的复杂性。非但如此,还把解放军的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绑在一起,列为“五一六”的后台和操纵者。这就实际上助长了扩大化。(同上,499页)
   
   于是,全国迅即掀起运动高潮,持续两年之久,直到71年9月林彪出逃后才开始降温。其情况恍如当年延安抢救运动的翻版,但规模就远超40年代。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机关到学校,到处是标语大字报,动员并不存在的“五一六”分子坦白,同时实行引诱欺骗及刑讯逼供,结果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有的说一千万左右,也有说两三千万。被迫害致死的达数十万人。(同上)
   
   最匪夷所思的是,所有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新权贵,都被定为“五一六”的后台。除上述王、关、戚、杨、余、傅、肖之外,连清查“五一六”专案组长陈伯达,都被称为“五一六”后台。林彪自我爆炸,又变成“五一六”主要幕后操纵者。而最终确定的总后台,是在文革结束后,说是林彪、“四人帮”。此后无须再变了。(同上)
   
   在抓“五一六”的紧张关头,周既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找外交部造反派若干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代。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和黄安国,均响应其号召,承认为外交部“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并招供了一百多人。此二人坦白有功,不但没戴帽子,还加官进爵。成连升三级,后官至港澳办副主任。(同上,499-500页)
   
   周除向成、黄这样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做工作,还做老干部的工作。归国华侨出身的林兆南就是一个。他经周动员承认了,回去一想觉得不对,又推翻了。部长姬鹏飞不甘心,又找他谈,他再次承认了。回去再想,又推翻了。如此反复多次,被传“七进七出”。此人文革后获平反,出任驻土耳其大使。
   
   外交部属重灾区,四千干部中一千七百人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至72年初步定案,经周批准,正式戴帽子的二十人,除名列首位的姚登山外,还有司局级干部三人。此外百余人列为敌我矛盾或受不同处分。到1975年,戴帽子的均获通知取消了帽子,但此后一辈子的工作安排无一不受影响。例如有一位坚不承认参加过“五一六”的朱根华,原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绘画编辑,因“态度恶劣”被正式扣上帽子,调离外交部系统,到《人民日报》画漫画。
   
   这场时间长,规模大,手段残酷,害人无数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被当作“五一六”抓的上千万人及受株连者,并无得到一个说法。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从发动者到组织者,无一人承担责任,包括周恩来总理。
   
   人所共知,周曾多次向毛作检讨,如延安整风时期检讨三次路线错误,58年检讨56年的反冒进,等等。这显然为了应付毛。与毛无关的、确属周个人犯的错误,则未闻其作过检讨。毛拒绝下“罪己诏”,周其实并不比毛强到哪里去。
   
   前面提到的姚登山,算是福大命大,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被释放出狱,继续当党员(从未开除过),恢复行政级别(十一级),但蹉跎岁月,逝者如斯,向谁讨还公道呢?
   
   不过他还不算最惨的。比他高级得多的刘晓(八届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潘自力(驻苏大使,1922年入党)和陈家康(副部长),虽曾长期与周共事,却被定为外交部“五一六”后台。潘、陈二人被迫害致死,刘被整得精神痴呆。周怎能轻信这些老部下会反对他呢?
   
   毫无疑问,周欠他们一个交代。这笔他本人已不可能偿还的欠账,不是应由其继承者---现在的中共当局以适当的方式代为偿还吗?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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