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人物传记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张成觉文集
[主页]->[传记、文学、小说]->[张成觉文集]->[延安反特第一案与抢救运动]
张成觉文集
·匪夷所思的“联美联共、扶助农工”
·变脸岂非“表错情”
·皇储习近平的旧曲与新声
·戈扬的理想和时代的悲剧--有感于《送戈扬》
·道德缺失始于何时--与嵇伟女士商榷
·鞭辟入里 发人深省--读《三十年后论长短》有感
·“笑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
·给地震灾民一个说法
·美国牌的期望值---希拉莉访华有感
·真假民主 一目了然
·“博导”华衮下的“小”——读萧默博客有感
·谈“六四”何必兜圈?
·五星紅旗“四小星”代表誰?
·“公妻共产” 从传言到现实
·震撼人心还是忽悠公众?——评温家宝几个“最精彩的回答”
·香江何幸有金、梁
·汶川何日现“黑墙”?
·“万马齐喑究可哀”
·从餐桌看中美两军软实力
·2020年非香港末日
·游美欧诗补遗
·2020年非香港末日
·让六四真相大白于天下
·谁“站在国际舞台最中央”?---有感于G20峰会
·陈一谔的胡言与余杰的演讲
·“满招损,谦受益”
·成龙还是成虫?
·评论“六.四”岂容满口雌黄?
·悼泽波
·首鼠两端语无伦次——评曾鈺成的“六四”观
·“大风浪”源自何处?——从萧乾回忆录看57反右
·“豆腐渣”.“草泥马”.中南海
·缘何《秋雨再含泪》?
·龚澎和朱启平的友谊
·六四之忆
·揭开“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真相
·四陷囹圄的刘晓波
·这是一段不应遗忘的历史 ---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论战漫话
·被“革命”吃掉的赤子周扬 --异化与人道主义论战漫话(续一)
·胡乔木三气周扬——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二)
·“白衣秀士”胡乔木及其“小诗”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三)
·胡乔木不懂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四)
·“邓大人”何尝服膺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战漫话(续五)
·“不向霸王让半分”的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六)
·六四屠城的思想渊源——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反思
·一个幸存者内敛的锋芒——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七)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如虹正气挫鼎新——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争漫话(续八)
·从邓小平的离婚说起
·一位知识人执着的探索——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九)
·“六十年不变”的思考
·谁会入侵北韩?---与邱震海先生商榷
·台湾版“占士邦”唐柱国虎口脱险--中华传记文学“群英会”散记(之一)
·三十“不变”六十年--读《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感恩桑梓话香江
·“万里谈话”與《零八憲章》——評《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
·“能文能武”万伯翱——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研讨会散记(之二)
·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迷雾重重
·新疆问题评论的盲点
·“必须吃人的道理”——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感言
·“秦政”岂由“反右”始?——中共建政六十年之思考(一)
·从“西域”、“东土”到新疆
·湘女.“大葱”与“鸭子”
·“王恩茂是好书记” “新疆历任一把手”(之二)
·王乐泉的面孔——新疆历任一把手(之三)
·鞠躬尽瘁宋汉良——新疆历任一把手(之四)
·“命途多舛”叹汪锋——新疆历任一把手(之五)
·新疆历任一把手(之一)
·神州不亮港台亮 扬眉海外耀门庭——读龙应台新著有感
·我所认识的林希翎
·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
·“历史解读”宜真实有据
·“党军”亟需归人民
·零九“十.一”有感
·且别高兴得太早
·洗脑---中共恶行之最
·中共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吗?
·中共何曾真正实行多党合作?——与丁学良教授商榷
·毛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与张博树博士商榷(之二)
·“伟光正”把人变成虫——田华亮相的联想
·毛“反修防修”和批“走资派”有“积极意义”吗?——与周良霄先生商榷
·弄清史实当为首务——与张博树博士商榷(之三)
·如何看待中共建政60年?——读杜光先生新作有感(之一)
·信口开河之风不可长
·奥巴马得奖太早了吗?
·汉维喋血谁之罪?
·白毛女嫁给黄世仁?
·论史宜细不宜粗——评《“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上)》
·中共建政前后30年“水火不容”吗?——与李大立先生商榷
·中共并无为57“右派”平反——澄清一个以讹传讹的提法
·保姆陪睡起风波
·“黄世仁”话题之炒作亟应停止
·为57右派“改正”的历史背景
·大陆国情ABC
·大骂传媒实属愚不可及
·“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读《反思录》有感
·血与泪的结晶——读《57右派列传》
·钱学森确实欠一声道歉
·毛怎么不是恶魔?——与张博树博士商榷
·毛泽东害死刘少奇罪责难逃
·不敢掠人之美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延安反特第一案与抢救运动

   延安反特第一案,是指1942年中共中央社会部侦破的军统汉中训练班特务案。由于军统负责人为戴笠,故此案又简称“戴案”。该案尘封60余载,2006年出版的《中国保卫战》一书(郝在今著,利文出版),才使之首次大白于天下。
   
   此案引出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抢救运动。故值得予以审视。
   
   案件源自一个名叫吴南山的青年小学教师。吴是甘肃庆阳人,当地时属陕甘宁边区,一度由国共同时执政。但39年12月,陇东地区发生“摩擦”,八路军将国民党庆阳县政府赶跑,吴受“裹胁”离乡,生活无着,经小学同事胡某介绍到陕西汉中谋事。结果误入戴笠手下程慕颐主持的“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吴本意来学习抗日,对教官宣传反共激起反感,遂假装积极,获提前毕业派回庆阳。

   
   此时该处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共执掌全部权力,推行民主选举,振兴教育。吴之好友、原任西街小学校长的陆为公当选县长,吴原已被安排任新创办的陇东中学教师,又成了县人民代表会的邀请代表。这就使其决心坦白,他向陆为公和盘托出了一切。陆当即直接向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作了汇报。马为人开明(中共建政后曾任劳动部长,离休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掌握政策得当。他亲自与吴谈话,给予热情鼓励,并让他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继续与军统保持联系。
   
   1941年春,吴被提拔为县三科(教育科)科长。在边区保安处便衣队队长赵苍壁(后担任过中共公安部长)指挥下,采取“钓”、“诱”和“查”三个手段进行反特。“钓”是引敌上钩;“诱”是利用科长的公开身份诱敌投靠:“查”是辨认特训班“同学”。从而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
   
   当年10月间,吴南山外出开会途中,偶遇“同学”祁希贤(三益),此人精通爆破技术,奉命潜入延安执行联络任务,以便将分散于该地一些单位的潜伏人员组织起来,伺机行动。吴主动将祁带回庆阳后,保安科让他先将之安排当图书管理员,同时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即命保卫部长布鲁赶赴陇东,然后故意布局,在吴、祁会面时将两人一起拘捕。经一轮攻心祁思想转化,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
   
   此后边保处长周兴亲自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了案情。康生、李克农极为重视,在李的直接领导下,布鲁把祁带回延安,逐一挖查“戴案”特务。至42年5月间,基本掌握其在边区的潜伏情况,随即开始收网,实施逮捕。当年年底全案告破,共发现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侦察发现20名,被捕者供出11名,大获全胜。
   
   为此康生专门向毛作了汇报,得到了表扬。康认为:涉案人员都是青年,特别是外来知识分子,而且渗入了边区党政军机关。他说:“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来的!”(《中国秘密战》,200页)
   
   就在“戴案”刚收网之际的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亲任主任,康为副主任。整风开始,总学委实际上大权独揽。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未几即成为毛的主要助手,并于1943年3月16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期间,参加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和增补为军委副主席之一。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全面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很快发展为抢救运动。
   
   回顾“戴案”,有几点引人深思:
   
   一是42年整风之前,中共陕甘根据地实行民主,振兴教育,对青年确有吸引力。吴南山之所以从特训班“弃暗投明”,主动交代,决非偶然。而且身为陇东第一把手的马文瑞,厚道正派,爱护知识青年,也是十分可贵的。
   
   二是当时专职从事反特的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品质较好,头脑清醒。他对侦破此案所提出的三条策略,都是很高明的。其一,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否则,不实之词不仅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侦查审讯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他认为,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属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侦查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即使之反过来为我所用),互相配合。(同上,272页)
   
   他手下的布鲁对此贯彻得法,十分得力。例如祁三益作了老实交代并被吸收做外勤后,试探提出想回老家看看,以此测试中共是否真正信任自己。布鲁果断同意其要求。行前,布派人向其发了路费和通行证,并当面交代,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结果祁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很好,还打听到中统特务邓某打入了庆阳。(同上,260页)
   
   后来已潜入延安地区的特务不少都是祁辨认出来的。而“戴案”中被反用的特务,不少人后来长期在中共情报、公安或法院、检察院工作,也证明李克农等的策略成功。
   
   三是毛和康都有肃反情结,且一贯敌视知识分子,加以主观臆测,夸大敌情。如王实味是国民党探子,便是毛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康生说来自上海的李凝走路像日本女人,李就被怀疑为日本特务,整风之前就给关了起来了。抢救运动根子在毛,康是推波助澜,两人沆瀣一气,害人无数。康生采取的逼供信尤其骇人听闻,与李克农的正确做法完全背道而驰。
   
   四是以抢救运动的形式反特,事实证明无益有害。为此,蒋南翔1945年3月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呈送刘少奇和党中央。其中写道: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这份意见书代表了当时众多干部的内心看法。(同上,309页)
   
   不过,蒋的意见并未被接纳。他因此还被加上反对毛的九条审干方针的罪名,直到1985年才给他平反,承认其意见正确。
   
   延安反特第一案本是中共反间谍史上辉煌的一页,但后来的抢救运动却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如斯发展,真是令人慨叹。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毛、康的权力不受制约,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头脑清醒的专职反特人员如李克农等,也不得不奉命行事,以致酿成大量冤假错案。这个教训没有及时吸取,文革期间甚至愈演愈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70年代毛的这一“最高指示”,中共当局亟需牢牢记住。
   
   (08-4-6)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