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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反特第一案与抢救运动

   延安反特第一案,是指1942年中共中央社会部侦破的军统汉中训练班特务案。由于军统负责人为戴笠,故此案又简称“戴案”。该案尘封60余载,2006年出版的《中国保卫战》一书(郝在今著,利文出版),才使之首次大白于天下。
   
   此案引出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抢救运动。故值得予以审视。
   
   案件源自一个名叫吴南山的青年小学教师。吴是甘肃庆阳人,当地时属陕甘宁边区,一度由国共同时执政。但39年12月,陇东地区发生“摩擦”,八路军将国民党庆阳县政府赶跑,吴受“裹胁”离乡,生活无着,经小学同事胡某介绍到陕西汉中谋事。结果误入戴笠手下程慕颐主持的“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吴本意来学习抗日,对教官宣传反共激起反感,遂假装积极,获提前毕业派回庆阳。

   
   此时该处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共执掌全部权力,推行民主选举,振兴教育。吴之好友、原任西街小学校长的陆为公当选县长,吴原已被安排任新创办的陇东中学教师,又成了县人民代表会的邀请代表。这就使其决心坦白,他向陆为公和盘托出了一切。陆当即直接向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作了汇报。马为人开明(中共建政后曾任劳动部长,离休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掌握政策得当。他亲自与吴谈话,给予热情鼓励,并让他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继续与军统保持联系。
   
   1941年春,吴被提拔为县三科(教育科)科长。在边区保安处便衣队队长赵苍壁(后担任过中共公安部长)指挥下,采取“钓”、“诱”和“查”三个手段进行反特。“钓”是引敌上钩;“诱”是利用科长的公开身份诱敌投靠:“查”是辨认特训班“同学”。从而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
   
   当年10月间,吴南山外出开会途中,偶遇“同学”祁希贤(三益),此人精通爆破技术,奉命潜入延安执行联络任务,以便将分散于该地一些单位的潜伏人员组织起来,伺机行动。吴主动将祁带回庆阳后,保安科让他先将之安排当图书管理员,同时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即命保卫部长布鲁赶赴陇东,然后故意布局,在吴、祁会面时将两人一起拘捕。经一轮攻心祁思想转化,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
   
   此后边保处长周兴亲自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了案情。康生、李克农极为重视,在李的直接领导下,布鲁把祁带回延安,逐一挖查“戴案”特务。至42年5月间,基本掌握其在边区的潜伏情况,随即开始收网,实施逮捕。当年年底全案告破,共发现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侦察发现20名,被捕者供出11名,大获全胜。
   
   为此康生专门向毛作了汇报,得到了表扬。康认为:涉案人员都是青年,特别是外来知识分子,而且渗入了边区党政军机关。他说:“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来的!”(《中国秘密战》,200页)
   
   就在“戴案”刚收网之际的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亲任主任,康为副主任。整风开始,总学委实际上大权独揽。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未几即成为毛的主要助手,并于1943年3月16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期间,参加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和增补为军委副主席之一。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全面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很快发展为抢救运动。
   
   回顾“戴案”,有几点引人深思:
   
   一是42年整风之前,中共陕甘根据地实行民主,振兴教育,对青年确有吸引力。吴南山之所以从特训班“弃暗投明”,主动交代,决非偶然。而且身为陇东第一把手的马文瑞,厚道正派,爱护知识青年,也是十分可贵的。
   
   二是当时专职从事反特的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品质较好,头脑清醒。他对侦破此案所提出的三条策略,都是很高明的。其一,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否则,不实之词不仅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侦查审讯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他认为,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属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侦查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即使之反过来为我所用),互相配合。(同上,272页)
   
   他手下的布鲁对此贯彻得法,十分得力。例如祁三益作了老实交代并被吸收做外勤后,试探提出想回老家看看,以此测试中共是否真正信任自己。布鲁果断同意其要求。行前,布派人向其发了路费和通行证,并当面交代,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结果祁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很好,还打听到中统特务邓某打入了庆阳。(同上,260页)
   
   后来已潜入延安地区的特务不少都是祁辨认出来的。而“戴案”中被反用的特务,不少人后来长期在中共情报、公安或法院、检察院工作,也证明李克农等的策略成功。
   
   三是毛和康都有肃反情结,且一贯敌视知识分子,加以主观臆测,夸大敌情。如王实味是国民党探子,便是毛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康生说来自上海的李凝走路像日本女人,李就被怀疑为日本特务,整风之前就给关了起来了。抢救运动根子在毛,康是推波助澜,两人沆瀣一气,害人无数。康生采取的逼供信尤其骇人听闻,与李克农的正确做法完全背道而驰。
   
   四是以抢救运动的形式反特,事实证明无益有害。为此,蒋南翔1945年3月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呈送刘少奇和党中央。其中写道: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这份意见书代表了当时众多干部的内心看法。(同上,309页)
   
   不过,蒋的意见并未被接纳。他因此还被加上反对毛的九条审干方针的罪名,直到1985年才给他平反,承认其意见正确。
   
   延安反特第一案本是中共反间谍史上辉煌的一页,但后来的抢救运动却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如斯发展,真是令人慨叹。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毛、康的权力不受制约,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头脑清醒的专职反特人员如李克农等,也不得不奉命行事,以致酿成大量冤假错案。这个教训没有及时吸取,文革期间甚至愈演愈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70年代毛的这一“最高指示”,中共当局亟需牢牢记住。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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