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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延安整风真面目——有感于《何方自述》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了。整风,我是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的,但那只是一般中下级干部和学员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延安整风分两个层次。。。(老友曾彦修)他当时在中宣部,。。。就在中央大礼堂旁边住着,可根本不知道在那儿开了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你看,那时的保密搞得多厉害!”
   
   
    这是《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里的一段文字。(明报出版社,2007年,96页)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一直将延安整风百般美化,而毛更一直以之为傲,任何人略有微辞,均被视为大逆不道。像1967年2月“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毛初听汇报尚不以为意,至得知陈毅翻起当年延安整风旧账,顿时龙颜大怒,声言要与其时仍称“亲密战友”的林彪“重上井冈山”。
   
   
    何以如此呢?
   
   
    先看陈毅当时的原话:“这些家伙(指江青支持的《解放军报》记者代表的造反派---张注)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当日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听到此,马上说了一句:“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原来陈毅所指的他自己和周“挨整”,就是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开了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那便是“上层整风”之最重要环节。时为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
   
   
    对于延安整风的两个层次,何方将之归纳为:
   
   
    上层整风是进行路线斗争,反对两个宗派,确立毛泽东的权威;普遍整风是改造思想,反奸审干,使人人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如果说到具体感受,那就是:上层(间接了解)只有路线斗争;下面(亲身感受)主要是抢救运动。由于长期保密,到现在也还是捂盖子,不公布延安整风和与它有关的档案,不透露上层整风和下面抢救的具体情况,所以人们就只能按官方党史的解释去了解了。(同上,97页)
   
   
    何方提到的“两个宗派”,一为“教条主义宗派”,包括王明、博古,以及与之渊源较深,自莫斯科返国的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等要员;一为“经验主义宗派”,指曾与王明、博古有过合作关系的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邓发、李维汉、叶剑英等人。而刘伯承等则身兼“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双重特征。也就是说,除毛的新盟友刘少奇,以及毛、刘的亲信康生、李富春、高岗、彭真等数人外,中共高层几乎悉数被一网打尽。(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617页)
   
   
    1922年10月出生于陕西临潼一个农民家庭的何方,是1938年进入延安抗大,有70年党龄的中共党史专家,1950年至1959年任职外交部期间,一直在张闻天身边工作。故59年受张牵连遭整肃,文革时押送干校劳动改造达九年之久。79年始获平反。其近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极具史料价值。而此次的新作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整风之前延安生活的回顾,再就是对延安整风的反思。
   
   
    在《整风前的延安生活面面观》的标题下,他记述了当时“清贫简朴的物质生活”,同时描述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后者包括“遍地的歌声”,“经常的集会”,“活跃的文体活动”,“民主的气氛和实践”,“平等的人际关系”以及军事化的生活。
   
   
    上述“歌声”、“民主气氛”和“平等关系”,抢救运动后不复存在。根据他的经历,该运动实际始于批判王实味,即自1942年7、8月后,就不再搞什么整风,所以,“现在许多书上写的,延安整风搞了好几年,抢救只有十多天,其实都是瞎编的,哪儿有这回事!”(同上,108页)
   
   
    他又写道:“我在整风和抢救中是倒了楣的,情绪上的不满一直存在。但说也奇怪,经过延安整风,我反而对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更加尊重和信仰了,成为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忠实信徒。。。我看,不仅我等小干部,就是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也一样,整风后都更加忠于毛泽东,还积极参与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工作了。”(同上,138页)
   
   
    “根据胡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597页)这就是被“抢救”的干部人数,占当时延安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其后由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2月22日来电,直指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行为可疑,毛不得不逐步中止抢救运动,并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但在其他各根据地,运动反而方兴未艾,只有罗荣桓主持的山东例外。罗抵制了“抢救”的做法。
   
   
    柯庆施因与刘少奇不和,是抢救运动的受害者,其妻自杀身亡。后来毛将其解脱,于是柯对毛死心塌地,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公然说:服从毛要到盲从程度,信仰毛要到迷信程度。
   
   
    然而,像何方这样的受害者,为何在被“抢救”后虽然一直耿耿于怀,却又更加尊重和信仰毛呢?柯庆施尝言,中国知识分子特点之一是“贱”,不敲打敲打就会翘尾巴。莫非真被他说中了,而毛正是抓住这点以售其奸?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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