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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款也要榨出油——从《血色中国》看贪官嘴脸

   
   
   90年代初,笔者曾与访港的钱伟长教授夫妇短暂接触。话题偶然涉及“希望工程”,记得钱夫人孔祥瑛女士义形于色地说了句:“‘希望工程’是国家的耻辱!”并解释道:九年制义务教育当局责无旁贷,但却把担子推给老百姓,尤其是向港澳同胞伸手,太不像话。
   
   孔女士言之成理。不过,她说的这个“耻辱”还漏掉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希望工程”这类善款竟然被人贪污!作案者固然丧尽天良,有关部门的此类丑闻更是中共的耻辱!

   
   无独有偶,大陆的所谓“扶贫”,也一样“雁过拔毛”地遭层层搜刮,用港式粤语说,就叫做“乞衣兜里(从乞丐碗里)抢饭吃”,堪称无耻之尤!
   
   苏明的《血色中国》里便记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1989年4月,身为某研究所负责人的作者,在参加河北中部十六县市的紧急发展会议后,顺道去其中一个贫困县检查工作。他们所曾向该县免费转让一项变色染料新技术,同时拨出一百万元扶贫款,在该县兴建工厂,安装机器设备大规模生产这种染料。一个月前,厂房竣工,他又派了一个专家小组来帮助购买及安装设备,培训工人与试生产。但听说进展不畅,遂乘便亲自前往了解情况。
   
   县长和县委书记为他的突然到来慌了神,先在宴会上送上五万元现金,作为“刺激投资”的奖励,并说这笔钱由他“作主”。遭拒绝后,再派人到其住处“陪睡”亦未得逞。作者次晨径至工厂,发现建筑质量很差,不过已有一半投产。专家组向他汇报后,他得知即使不算偷工减料,最少有四十八万元投资去向不明。
   
   后来他向县长和书记追问钱的下落,县长承认“为了几项紧急开支,确实是动用了几笔钱应急”;书记则打太极拳,保证“至少在县政府这一级的干部们是清白的”,至于下面的干部就正在审查中。
   
   于是,他只好在返京途中,特地专程向该县所属的行政公署反映,但一位主管工业的副专员听了之后,说一定会向专员禀报,并和专员一起再来。但两人最后都没露面,就这么不了了之。
   
   然而,这48万元跟该所去年剩下的1400万元扶贫款相比,就连零头也不到。
   那1400万元,是在军队收编这个研究所不久不翼而飞的。“经追查才知道是军人拿走了,说是借用,但并没有给我们写下借据,更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归还。”
   
    原来“六四”之后,进驻京城的39军觉得该所是块“肥肉”,便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一口吞掉这个有千名员工的大型科研机构,派了一名大校军官担任所长,掌握实权。作者留任副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那个大校就乘大权在握之便,把1400万弄走了。当然,他是跟留任的党委书记郭某串通好的。只瞒着作者一个。
   
    非但如此,由于1400万扶贫款没了,一份130万元的合同不得不作废。合同另一方是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县,该县为了得到这份合同,已付了百分之三的现金回扣,共三万九千元给所里的四个人,包括两名党务干部,两名行政干部。其中一人是刚调来不到三个月的上尉军官。他口袋里袋袋平安,装了九千七百五十块钱。
   
    在1989年,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的万元户已令一般平民百姓羡慕不已,那是指一户人家骈手抵足,辛辛苦苦一年的总收入。
   
    但若从那名上尉军官或其他三人看来,这还不算什么特别大的油水,因为该所29位“督导员”,捞了300多万的好处呢!
   
    这些督导员都是年纪大`资格老又没文化的干部,在郭某支持下先后挪用了所里600万元研究经费,在外面经营饭店`宾馆,结果全部亏损倒闭,600万元泡汤。经查帐组和调查组好几个月的合作,查明那29人应对340万公款负有责任。
   
    可是到作者因“六四”期间支持学生,以及对被军方收编持异议,最终遭到整肃而不得不弃官逃亡为止,那29人无一受到追究,340万元巨款的公案也没人再查问了。
   
    其实毫不奇怪。1400万元都悄无声息,340万元还不到其四分之一,算得啥?
   
    毛文革时尝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们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诚哉斯言!
   
    只是应当加一句:毛本人比任何地主`资本家都厉害。且不说其天文数字的稿费使之成了当时大陆最大的富豪,那都是民脂民膏。更重要的是,他所搞的假社会主义正是党内资产阶级得以滋生的缘由。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腐败。
   
    因此,我们固然不能忘记“六四”,不能把邓小平对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的罪责一笔勾销,但更不能忘记毛一手缔造的极权制度,才是一切贪腐之源,罪恶之根!
   
    末了还要引一句有点不雅的粤语:香港/广东人诅咒那些干了缺德事的人,说他们将会落得“生崽无屎忽(生的孩子没屁股眼)”的下场。上述连“扶贫”款也要榨油的贪官,定必遭到这样的天谴!
   (0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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