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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马屁诗及其他

   
   
    老郭不算老,
    诗多好的少,
    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

   
    这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时在1958年4月18日。
   
    事缘当天《人民日报》副刊发了一组《孩子的诗》,来自河北怀来县枣林公社。居首作为“代序”的诗题作《小作者》,出于工农中学一年级刘玉花笔下:
   
    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
    时年66岁的郭沫若阅后写了上述答诗,作为对小作者的回应。
   
    《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收到后,“兴奋之余,觉得末句欧化写法,孩子们可能不习惯,而且在公开的报刊上从未这样用过,不免担心是否会有对领袖不够尊重之嫌?可是又不知如何改”, 于是打电话问郭。(袁鹰《风云侧记》,明报出版社,2007年,206页)
   
    “郭老在电话中哈哈一笑,毫不迟疑地说:‘就改作“学习毛主席”吧。’”
    (同上)
   
    郭到底反应敏捷。诚如袁鹰的分析,其原作“末句这样写,可能是为了押韵”。跟刘玉花的诗也比较默契。改了之后,也还押韵,不过是跟前面一句押韵(“力”、“席”)。这就更加像顺口溜了。
   
    尽管没有什么诗味,其内容却是花了心思的。刘作以杜甫和郭作赶超目标,无疑出自孩子的真诚。郭却识相地自动退下,将毛捧上去。如此见缝插针地拍马屁,也真难为他想得出。堪称老谋深算,心思缜密。
   
    不过,百密一疏。“主席毛”的写法,非但拗口,且显得欧化,尤其成问题的是可能构成“大不敬”罪。事实上,那的确存在歧义,可以解读为“主席的毛”。例如,郭写的一首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七律,中间一联“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末尾三字显然意指“大圣的毛”。
   
    所以,袁鹰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虽然当时郭可谓圣眷正隆,上述写法未必招尤,可是天威难测,一旦郭氏失宠,或今上驾崩,便容易授人以柄。
   
    关于这一点,有子冈之个案为证。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采写飞抵重庆与蒋谈判的毛,该报导曾备受称赞,但57年反右之际,子冈落难,竟有人指责她当年的报道中,称毛“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是对领袖的“恶毒诬蔑”。
   
    倘就后来文革中的事态发展而论,郭若不改上述诗句,很可能被与之有隙的江青大做文章。批林批孔时郭在大会上遭江点名,要起立听训,其狼狈不堪,即缘自毛先后写了两首批郭的打油诗,包括“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指郭的‘十批判书’---张注)不是好文章”,以及“郭老从柳退,。。。名曰共产党,不及孔二贤。”故江对之乘势敲打。
   
    非但如此,在那种情况下,不但郭将由于58年诗句“大不敬”而罪加一等,连带袁鹰也会因刊发郭诗“对领袖不够尊重”遭殃。毛治下之文字狱,真是何止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最后再提一件事。在发表上面所说的《小作者》诗之后不久,袁鹰又看到一组儿歌,出于郭的老家四川小学生之手。其中一首叙说其父每天回家就逼他写诗,弄得他苦不堪言,于是愤然唱道:
   
    我又不是蚕子变,/肚里哪有哪多丝(诗)!
   
    袁认为,“这可真是有真情实感的好诗句。如果再送去请郭老看,他一定也会欣然命笔,出现又一篇好文章,只是我们不敢贸然从事,怕被别人指责为新民歌运动‘抹黑’,有违‘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明训”。这诗亦未见报。(同上,206-207页)
   
    好在袁审时度势,没有捅漏子。不过,郭沫若倒似乎属于“蚕子变”,不仅“肚里哪多丝(诗)”,不断向毛献媚,而且最后作茧自缚,两个儿子也死于非命,怪谁呢?
   
    言多必失,郭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他为毛在飞机上的工作照题诗,说什么“机舱里外有两个太阳”,固然极尽吹捧之能事。可是若细作推敲,可解读为“天有二日”,这可是大逆不道!领袖只有一个,太阳也只有一个。岂能容许另一个和平共处?
   
    不知何故,姚文元这样的文痞竟然走了眼,没把“郭老”此一辫子揪住,也算他的造化!阿弥陀佛!
   
    (0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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